杨节，又名杨延裕、杨助三。1913年10月17日出生于今河南省清丰县青石磙村一个地主家庭。1924年冬考入清丰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毕业后于1927年冬考入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读书。193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由于党内“左”倾错误占据主导地位，要以大名七师为基础，组织武装暴动。谢台臣、晁哲埔、王振华等人对此举持异议，即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开除党籍，随后发动驱逐他们的学潮。当县委把发动学潮的意见传达到校团组织时，杨节立即提出反对意见。领导一意孤可是上级行。这样，学潮闹了四次均告失败，最后换上国民党蓝衣社分子郭鸣鹤当校长，对学校革命活动残酷镇压，大批党员、团员被开除，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损失极其惨重。杨节在几次学潮中，对“左”倾错误，一贯抵制，多次向上级领导人提出“不要再搞这样的学生运动”的建议。
        1934年，杨节从大名七师毕业，被分配到清丰县六塔县立第二高小任教。是时，清丰县党团组织曹破坏，国民党制造白色恐怖，大搞自首运动，在失掉组织关系的情况下，杨节一方面积极寻找党的组织关系，一方面坚持作战，谨慎地团结教员中的进步力量，进行反自首斗争。1935年春，杨节调城内一高任教，自首分子劝他自首，他横眉冷对，痛斥其丑恶行径，骂他们成了“王八”喂的狗了。他利用教员的合法身份，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反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誓死不做亡国奴，提高了师生员工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6年，杨节在城内一高任训育主任，恢复了组织关系，他更加积极地投身抗日救国斗争。利用职务之便，解聘了一些思想落后的教员，聘请思想进步的教员来校任教，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向华北逼近，形势很紧张，杨节在师生中大讲民族气节、发扬爱国主义、学习英雄人物等，曾被师生冠以“杨爱国”美称。他动员和组织学生到农村联系农民，实行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制，教农民识字，编印农民识字课本，向农民灌输抗日思想，公开反对和抵制县教育局倡导“死读书”、“读死书”的反动举措。在晁哲甫的支持下，他在课间操等人员集中场合公开大骂蒋介石、国民党是民族败类，光安内、不攘外，卖国救荣；大讲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出兵山西积极抗日。因学校和旧县政府仅一墙之隔、每次演讲，师生们都为杨节捏一把冷汗，可他却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精神。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杨节组织大部分教员参加了县抗敌后援会，走上街头、深入农村，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接着又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称），任清丰县西北区“民先”负责人，在农村发展、组织领导“民先”，并和直南特委领导的“清南大”抗日救国会取得联系，组织成立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如“救国会”、“儿童团”、“姊妹团”、“自卫队”等。1937年10月，直南第一支抗日武装4支队成立，集合地点就在青石磙杨节家里，他即投笔从戎，并将家里存放的大枪、匣子枪、子弹以及军需用品全部交4支队，对直南特委的武装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38年2月，晁哲甫在六塔举办第一期抗日军政训练班，杨节任指导员，负责维护秩序、组织游行、领队喊口号唱歌等工作。因工作积极能干，受到上级领导赞扬。经县委研究，批准其参加县委机关支部，后被选为支部书记。是年7月，清丰县委根据抗日工作需要成立“抗日民军政治部”，杨节任县委军事委员，兼任抗日民军政治部主任。不久丁树本收编清丰县地方武装，将“政治部”撤销。县委决定杨节到县民训科工作，任组织股股长，党内职务为县委民运委员。这时他上下奔走，或演说鼓动，或撰写文章，为宣传抗日救国理论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9年3月，民训科撤销，杨节被任为县委组织部长，6月任县委书记。是时，丁树本态度逆转，公开破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为了教育广大人民，揭露丁树本的反动本质，杨节根据地委指示，在清丰西北古城召开了万人反对蒋汪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反对蒋汪投降卖国及其阴谋活动”的报告，抨击了反共投降气氛，长了人民志气，灭了敌人威风。杨节任县委组织部长和书记期间，坚决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在统战方面均取得了很大成绩，使全县的组织得到发展，到1939年底，全县中共党员已发展到2000余人。
         抗战期间，杨节一直在冀鲁豫地区从事群众工作，先后担任县委书记、地委委员、专员等领导职务，是知名的群众运动能手。1942年9月，冀鲁豫区党委、行署为加强政民关系，成立了政民工作队。杨节任范县政民工作队队长、党团书记。在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斗争，树立农民优势，打击不法地主，巩固“三三制”，建设抗日根据地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3年，地委决定杨节任濮县县委书记。当时多数干部下放，降级使用，县委的组成人员来自各方，出身经历差别较大。杨节以高度的政治涵养和与领导艺术，使大家密切合作，扬长避短、发挥了县委一班人的积极作用。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不邀功、不诿过，有缺点，总是主动检讨自己。凡要求别人做的事情，自己率先垂范。在他的带动下，县委一班人团结战斗、朝气蓬勃。
        杨节时刻关心群众。1943年濮县发生春荒，1944年秋又遭蝗灾，庄稼歉收，群众生活更加困难。杨节及时召开县委会议，决定发动群众，一面进行生产自救，一面按政策向地主借粮。他带头节衣缩食、号召县委机关每人从半斤口粮中节约一两，集中起来，发给灾民，使灾民顺利地渡过了灾荒。他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发动雇工、佃户、贫农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减租、减息、查黑地斗争，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出现了团结战斗的局面，胜利地粉碎了日伪1943年“十·十二”、铁壁壁合围“扫荡”，完成了区党委提出的“生产自救”、“不饿死一个人”的任务。
        杨节很注意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和培养干部工作。1943年春，在濮县7区大葛庄连续举办了三期在乡知识分子与小学教员训练班，300余人参加。杨节亲自讲课，他讲《社会发展史》，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启发很大，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提高了抗日的积极性，有20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共产主义者同情小组。
杨节重视党的建设工作。随着群众运动和其他工作的深入发展，实现了全县大村有支部、小村有党员的计划。党员训练班的成功举办，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不仅保证了当时各项任务的完成，也为以后的大规模参军、土改、支前等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全国解放后，杨节任平原省农林厅党组书记、副厅长。
         1952年平原省撤销建制，杨节到山东工作。30余年间，他先后任山东省农业厅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省农委副主任等职，一直从事农业工作，把全部心血都灌注在发展农业生产上。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他深入农村，了解到合作化运动中发生偏差，群众有些不满情绪，他就在莘县合作社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深刻指出：“在我们领导身上发生了一些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的错误，造成农业生产的一些损失，群众这种不满是合理的，我们应当痛心检讨。”1958“大跃进”时，粮棉油产量一提再提，高得离奇，亩产高到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浮夸风刮得非常厉害。在此大风大浪中，杨节始终坚持事实求是的原则，不轻信，不盲从，不随波逐流。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当了解到实际情况不是那么回事时，冒着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直言不讳地向当地党委反映，向省委反映实际情况。有的领导指名批评他“右倾”，说：“你这个部长，不能当了。”杨节说：“不能当，就不当了，那也得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1960年前后，杨节以山东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主持部里工作，他先后深入到济宁、菏泽、昌潍、惠民、德州、烟台等地区的县和公社作调查，发现群众吃不上饭，大批农民外流逃荒，甚至饿死，感到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旗帜鲜明地反映说：“我不赞成上面说大跃进，我们也说大跃进，作为一名党员，一级领导来讲，情况摸不透可以原谅，不敢讲真话是不能原谅的。”他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和群众的迫切要求，一方面向省委反映，要求允许困难队包产到户，一方面在部里召开“包产到户”座谈会。针对有的领导干部怕犯错误而不敢支持包产到户的思想，他说：“怕这怕那，就是不管群众死活，这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对农村工作干部反复教育说：“马列主义精髓是实事求是，现在，农民种不上地，吃不上饭，不承认这个现实叫什么实事求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叫什么社会主义？”他针对现实情况亲自主持签发了四份并批转了一些有关包产到户的文件。所到之处，明确表示支持包产到户。可是，他这种远见卓识，不但得不到领导的赏识和支持，反而被认为是帅旗不正，方向错误。从此被视为“右倾”，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正名。
        由于杨节一贯支持和推行包产到户，“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被打成“走资派”，罢官揪斗。但不管怎样揪斗、折磨，他始坚持实事求是，不作违心检查。这样批来批去，批了三年，从未低头，尤其是1967年在一次批判省委负责人大会上，宣布谁批判得好，就“解放”谁。但杨节上台后仍然坚持说：“山东包产到户是我推行的，省委的错误是我吹风的，追究责任就追究我……”他话未说完就被撵下台。事后许多人为他错过“解放”机会而惋惜，他却不以为然地说：“不管什么时候都得实事求是。”
        1975年春，山东省委为了改变“北三区”的贫困面貌，实现农业上“纲要”，特派杨节带领200名干部到聊城地区帮助工作。他去后，和工作队干部一起深入农村，身体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典型引导，发动群众解决问题，使聊城地区农业当年全区上“纲要”，推动了“北三区”及全省农业发展，得到群众和上级领导的一致赞扬。
         杨节关心干部，关心知识分子，关心党史工作，为党的事业耗尽了毕生精力。青年大学生王德友，1961年参加省委救灾工作组，调查了农村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根据农民的迫切要求和思想状况，向省委写“万言书”，主张中国农村必须实行“包产到户”，被认为是方向、路线性错误，大会批小会斗，撤销工作下放劳动。杨节当时主持农村工作部工作，公开支持王德友，提出召开座谈会，专门讨论研究，向中共和省委写报告反映这一问题，结果被批为“老右倾”，取消了省二届党代会省委委员候选人资格，降为候补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节主动上书省委，为王德友平反昭雪，并写信给王速来农业厅办理平反手续。可是结果不理想，只恢复了干部资格，没恢复原职。杨节闻讯马上给有关部门和领导人做工作，甚至报告省长，为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申张正义，直到病倒，伏在病床上还为这位沉冤多年的知识分子写报告。杨节十分关心和支持党史的编篡研究工作，生前为立准立好中共党史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病逝前，他吸着氧气，还手不释卷地修改党史资料，直至停止呼吸。
        杨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高尚品质，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