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1936年投身革命起，历任中共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贸部副部长、东北局委员兼财委主任、辽宁省委书记等职，曾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和全国四届人大代表。
       抗日战争时期，白潜组织领导群众，长期坚持敌后抗战，为开创和巩固冀鲁豫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南下、西进，出色地完成了党在新区的工作任务；建国后，他努力学习、积极工作，成为外贸工作的行手；“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代理人拼死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和博大胸怀。为人民、为革命、为祖国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
        白潜，原名贾宪武，又名尚武，宇振仙。1918年3月出生于南乐县西小楼村一个书香门第。他童年丧父，由伯父贾紫岚抚养成人。贾紫岚中过清末文举，授过县知事之职，因不满官场的腐败黑暗，弃官治学，是当地颇有名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伯父的为人和学识，对少年时代的白潜影响很大。他7岁起在伯父创办并任校长的“南乐县官庄私立完全小学校”（校址在县城西花园）接受启蒙教育。毕业后，考入县立乡村师范就读。那时候，他对伯父的教育救国思想甚为崇拜，学习异常刻苦，各科成绩优异。为了锻炼才干，提高工作能力，他在乡村师范读书时就在官庄小学代课，被人称为“小先生”。1935年，他从乡师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官庄小学、南乐县中心民校。
        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河北省立大名七师的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南乐，同爱国师生一起在城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在简易师范（原乡师）秘密成立了“读书会”。该会向进步青年介绍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进步书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这些革命活动对白潜产生极大影响。1936年春天，国民党新任南乐县长王家麟强令学生“尊孔读经”，企图以此泯灭广大师生的革命意志和抗日热情。白潜配合“读书会”负责人孙汉章联络各界进步人士，发动师生进行斗争，他们派出学生代表到县政府抗议，并把教育局督学魏瑞堂限制学生自由、压制抗日救亡的劣行，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公开抨击，使其声名扫地。绥远抗战爆发后，白潜等人发动学生进行募捐，并写了大批慰问信，支援前方将士抗战。同时，他以中心民校为中心，在全县农村建立民众夜校，一边教农民识字，一边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这些民众学校成为以后开展群众运动和建立中共基层党组织的基点。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向华北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国民党地方官员弃职南逃，大片国土沦入敌人铁蹄之下。面对山河破碎，国将不国的局面，白潜义愤填膺，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他参加了冀南“抗日救国十人团”南乐分团，宣传抗战救国，发动组织群众。1937年10月，经中共南乐县工委委员刘同方、陈仰贤二人介绍，白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旋任中共南乐县第五区区委书记，为便于进行革命活动，不连累家庭，他改名白潜。
1938年1月，中共直南特委向各县党组织布置了三项任务：发展党的组织；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动员进步学生、农民参加冀鲁豫边区中共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河北民军第一路第四支队。
        2月，日军大举进犯直南，南乐、清丰、濮阳一带皆被敌人占领。敌人为了实现“以华制华”的阴谋，招降纳叛，扶植伪政权。此时，有汉奸向日军献策，说贾紫岚德高望重，若能令其出任南乐县长，一定能搞好“维持”，有利于搞好日中亲善，东亚共荣。贾闻讯后，怀揣遗书自缢身亡。书中有“……恐晚节不修有负先人。欲抵抗倭寇侵略，因年近花甲，苦于力不从心。唯有一死，以谢国人”等语。贾先生入葬时，不少昔日朋友、学生赶来奔丧。在坟地上，白潜身穿孝服，哭诵“遗书”，慷慨陈词，大声疾呼，动员青壮年参加四支队，请缨杀敌，保卫家园。此后，不少青年义无返顾，投笔从戎。
       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直南特委于2月决定：撤销清丰县委、南乐县工委，以南（乐）清（丰）大（名）公路为界，分别组建边东、边西县委。边东县委书记晁哲甫，组织部长安法乾，委员有郭献瑞、王志刚、刘镜西、白潜等人。
在日军拢络下，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人为虎作伥，组织“维持会”，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引起抗日军民公愤。直南日军参加徐州会战之后，中共直南特委决定打击清丰、南乐等伪政权，镇压汉奸。白潜和郭献瑞自告奋勇，承担了侦察任务。他们潜入县城，把南乐县维持会的住地分布和警戒情况绘成草图，交给了四支队。5月初的一天晚上，四支队参谋长张西三、秘书主任李渭川率领1个中队，奇袭南乐。自称县长的维持会长何举之因当天下午去大名，侥幸漏网，维持会其他9名汉奸被逮捕处决。白潜和县委利用此有利时机，大力宣传四支队打击日伪的功绩，发动青壮年参加四支队。
       5月，直南特委决定撤销边东、边西县委，恢复清丰县委和南乐县工委。白潜任南乐县工委宣传委员，在未设县政府的情况下，县工委和开明士绅李秀夫、赵冠经等召集全县各界人士联席会议，成立了“联合工作委员会”，代理县政权。但是，由于不了解政权的重要性，经请示中共直南特委负责人，同意士绅从国民党濮阳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那里请来了县长魏汉彬。魏汉彬到任后，组织了县、区政权机构，并以旧民团为基础，建立了抗日自卫团。
        由于中共南乐县工委建议，魏汉彬在县政府增设民训科，委派民主人士李秀夫为科长。县工委派郭献瑞、郭良才、白潜、邵汉三、程墨之、姚会宾、胡通三、端木斌庭等中共党员到民训科任科员。他们借助民众教育训练的名义，连续举办农民、青年、妇女训练班，培训抗日积极分子500余人，并在其中发展了大批中共党员。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了抗日游击队的骨干。不久，又成立了县救国会，成员均为中共党员，白潜任县救国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县救国会建立后，区、村的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纷纷建立，“民先”组织得到迅猛发展，全县很快形成抗日热潮。这些群众组织在动员民众参战，担任交通侦察，盘查敌特汉奸，争取士绅、地主、民团参加或支援抗战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打下了共产党在南乐群众工作的坚实基础。
        白潜在宣传发动群众，开办训练班方面，倾注了极大心血。他以县救国会执行委员的身份，经常出去做宣传工作，在一些大会上公开地讲演，为发动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救亡日夜奔忙。当时，白潜吃住在体育场，近邻县政府有一台收音机，他每晚去收听、记录抗战新闻，然后油印出来，以救国会名义发到全县。关心形势的人们经常找白潜了解情况，他的住处成了抗日救亡活动的宣传站。他还任县救国会公开刊物《前锋》、民先半公开刊物《澎湃》和县工委秘密刊物《怒潮》的主编。同时，他还以县救国会的名义，积极组织抗日宣传队到全县各地巡回演出。通过这些活动，对广大群众进行全面抗战教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
       1938年8月，中共南乐县工委改组，白潜任宣传部长。年底，任县委书记（县工委10月改称县委）。
       1939年1月，日军再次侵占南乐县城，并封锁了南清大公路。中共南乐县委随魏汉彬的县政府迁往县东，在县西设办事处，由县委组织部长唐晓声和县委委员胡通三负责，同敌人展开斗争。
       为了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县委派李进宝（杨学甫）、邵丙先等人以县救国会的名义，动员了一批民间枪支，组织了两支抗日武工队。国民党县党部也成立了一支武工队。魏汉彬想抓这三支武装的领导权，说要归政训处统一管理，避免闹矛盾，并统一编了序号。国民党的武装编为除奸一组，县委组建的武装编为二组、三组。其实政训处除管供给外，什么也管不住，两方武装还是各听各的。中共南乐县委县西办事处唐晓声等在县西也着手发展武装，不久组建了卫河大队，后编入八路军豫北独立大队。
       为了沟通县东、县西联络，白潜向魏汉彬提议成立了县交通站，列入了县政府建制，具体工作由中共南乐县委掌握下的县救国会领导。这个站成立以后，为南乐的抗战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1939年2月，丁树本参加洛阳会议后，政治态度逆转，破坏统一战线。南乐县长魏汉彬亦照此办理，减发宣传队、救国会的给养，另起炉灶，设立和救国会相对立的动委会及工、农、妇团体，同中共争夺群众。
同月，中共直南特委分为直南、豫北两个地委，直南地委辖南乐、清丰、内黄、濮北、大名等县。地委书记郭超，组织部长王志刚，宣传部长白潜（仍兼南乐县委书记），民运部长安法乾（兼）。经白潜和地委其他成员的共同努力，逐步健全了县（工）委、分区委、总支、支部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整顿支部和审查干部的工作，出版了《光明》党刊。
        2月中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旅直一部由晋东南开赴濮（阳）、内（黄）、滑（县）交界之处扩军。3月，与冀鲁豫游击队共同整编为冀鲁豫支队，使抗日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白潜和南乐县委借此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组建、争夺南乐县基层抗日政权的领导权，并在县东组织了农民游击队，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蓬勃发展，引起了魏汉彬的恐慌。7月，魏汉彬找在县政府民训科工作的程墨之谈话，要她登报声明退出“民先”加入国民党。程墨之当即拒绝。魏汉彬恼羞成怒，将程从民训科开除。中共南乐县委经过研究，决定对魏进行回击。不几天，县救国会召开妇女代表会议，选举程墨之为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被魏汉彬开除的科员堂而皇之地当上了主任，名誉地位都得到了提高。对此，魏汉彬有苦难言。
        7月中旬，魏汉彬根据丁树本的指示，以给部队训话为名，在城东千口村将中共南乐县委指挥下的抗日除奸二组缴枪，并下令停止对县、区抗日救国会和宣传队的供给。白潜等一边向魏汉彬提出抗议，一边发动群众进行募捐，坚持抗战。农民游击队负责人马兴民先后卖了19亩地，支持县救国会和游击队吃饭。一次，丁树本陪同河北省民军司令高树勋来南乐视察，县委派胡通三向丁、高二人募捐，高树勋惊问其故，胡便把救国会和抗日宣传队无人发给养靠募捐坚持工作的事说了出来，当面将了魏汉彬一军。魏汉彬心中有气，大骂白潜“不找亲娘（指国民党）找后娘（共产党）”。并派人给中共南乐县委副书记李进宝传话，“以后再这样干，要给颜色看”。
      1940年春，在讨伐石友三战役中，南乐县长4月21日仓皇逃跑。为防止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再派国民党县长来把持政权，上级派白潜连夜赶回南乐，协助县委组织民主选举县长，建立抗日民主政府。鉴于距南乐县城不远处的元村集尚有顽军重兵驻扎，白潜同县委经过研究，决定发动全县群众代表和各路抗日武装同时进城，进行武装选举。
       4月22日上午，南乐县城体育场上锣鼓喧天，彩旗飘扬。近万名群众代表来到会场，第一次选举自己的县长。在白潜等人的精心组织领导下，选举现场设立了指挥部，在城外派出了武装自卫队，以防顽军前来袭扰。由于组织工作严密细致，选举行动迅速果断，县农会主任刘法尧当选为南乐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刘法尧当场发表施政演说，宣布接收原县政府自卫团及其各个机关。南乐县新政权建立后，抗日工作迅速出现了新的局面。
      白潜奋不顾身为党工作，赢得了人民的爱戴，也引起了敌人的仇视，敌人多次对他进行暗算。其中，仅1940年便有两次险遭不测。春天，他到南乐检查工作，被国民党县党部的人发现了行踪，向石友三部告了密。石部派兵到县城东南烟固屯村捉人，白潜机智躲到后烟村李铎（刘建道）家。李铎的父亲给他换了衣服，送他脱了险。“五五”大扫荡过后，一天夜晚，他带警卫员翟东平回到了老家西小楼村看母亲，不料被坏人侦知消息，向敌人告了密。白潜的母亲让其到姐姐家去办事。白潜见小翟已经入睡，不忍心将其叫醒，遂单独前往。他离家不久，敌人即包围了他家，翟东平开枪拒敌，在突围时壮烈牺牲。
      1941年7月1日，冀鲁豫和鲁西两个区党委合并，仍称冀鲁豫区党委。合并后，原冀鲁豫区之一、二、三地委改为五、六、七地委。白潜为五地委组织部长，分工领导沙区的抗日斗争。
       1941年秋，日军、伪军、顽军、土匪、会道们，五位一体，从四面八方向沙区根据地进逼，实行所谓“蚕食扫荡”。1942年和1943年，敌人又多次对沙区进行“闪电式”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并对沙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将沙区军民困死。由于敌人频繁的扫荡和久旱不雨，1942年沙区庄稼歉收，群众生活困难到了极点。不少人家卖儿卖女，逃往他乡。为了统一领导精兵简政，五地委决定将高陵、内黄合并为高内县，由白潜兼任县委书记。高内县委面对天灾兵祸，毫不退缩，多次召开会议，制定了十项措施，主要有：打击敌人，减轻封锁；组织从外地武装购粮；发动群众进行生产自救；组织群众向地主富农借粮；开展雇工增资及开展回地赎地斗争等，对广大群众的生命全力进行抢救。尤其是在向地富借粮方面，白潜显示了较高的组织才能。他要求区、村干部耐心细致向存粮户做好宣传，说明借粮是积德行善恩泽乡里的好事，保证有借有还，动员存粮户主动开仓。遇有不识大体者，则想方设法通过他家的长工、奶妈、伙伕等知情人摸清存粮户的藏粮地点，再由群众代表出面借粮。若继续推诿，则当即点明其藏粮地点，使其无可推却，只得借出。县委多次要求借粮中注意掌握分寸，要“吃牛奶”而不能“吃牛肉”，即既要借出粮食，又不能将地富逼得投向敌人。由于措施得力，沙区灾荒程度明显减轻。根据地不仅未被敌人“蚕食”掉，反而扩大了抗日武装。那一时期，沙区人民向八路军主力部队输送新战士达2000余人，广大群众和共产党的关系更加密切。
        1942年12月，中共冀鲁豫区党委进行区划调整。白潜调任四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仍分工领导沙区的工作。
        1943年，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德、日法西斯陷入被动局面。日本侵略军从华北、华中抽调精锐师团增援太平洋战场。抽调之前，敌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白潜等和根据地军民一起奋战，坚持“反扫荡”。从下半年起，白潜率沙区武装配合主力部队努力作战，取得了卫南战役、曹东南战役、奇袭八公桥战斗等一系列胜利，对巩固冀鲁豫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1944年5月11日，中共北方局批准冀鲁豫和冀南两个区党委合并为冀鲁豫中央分局（也称平原分局），下辖12个地委，原冀鲁豫四地委改为九地委，白潜任组织部长。
        5月上旬，清丰县城日军撤出，伪军怕孤掌难鸣，遭八路军主力围歼，遂弃城逃往大名。中旬，伪军头子李铁山将冀南数县伪军联合编为冀南剿共保安联合军，自任军长。5月23日，李铁山指挥3000余伪军重占清丰县城。28日，日冀南驻军联络部代理部长名取正雄、伪冀南道道尹薛兴甫带领13个县的县长、日军顾问、警察所长，耀武扬威来到清丰，演戏庆祝重占清丰县城。薛兴甫还主持召开会议，部署对卫河和沙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白潜从内线关系处获得这一情报，认为清丰之敌立足未稳，陶醉于“胜利”之中，是聚歼该敌良机，便迅速派人将情报上报军区，军区司令员宋任穷决定，由八分区部队奔袭清丰县城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军区还指示白潜率领一部分地方武装抵达清丰城西秘密隐蔽待命，配合八分区主力攻城。
        5月29日22时左右，清丰县大剧院锣鼓正密，伪军官兵看戏兴味正浓。突然，街上传来暴风骤雨般的枪声。由于建制不一，地形不熟，伪军乱作一团，当夜便被歼近千人。30日凌晨，李铁山率部突围未成被俘，薛兴甫及手下13个县的县长全部被擒。消息传出，抗日军民倍受鼓舞，此次战斗中，白潜率沙区武装英勇参战，俘敌百余人，内有3名日本军官。
        1945年4月24日至27日，冀鲁豫军区以 4个分区的 5个正规团、4个支队、14个县大队参战的优势兵力发起了南乐战役，一举解放南乐全境和大名、广平县境各一部，歼敌3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战役中，白潜曾率九分区部分武装佯攻浚县之敌，配合南乐战役的进行，为解放故乡作出了贡献。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朱总司令向全军发出大反攻命令，要求迅速扩大解放区。冀鲁豫军区组织南、北、中3路大军，展开了大反攻。九地委率全区地方武装参加中路军，配合主力英勇作战。一个多月中，先后解放了延津、封丘、汲县、长垣、滑县、汤阴、浚县、淇县等地，使北起卫河、南至封（丘）延（津），西达平汉路中段的广大地域和冀鲁豫中心区连为一体，迎来了八年抗战的胜利。
      时隔30余年，白潜在回忆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时，仍然心潮激荡，感慨万端，挥笔写道：“冀鲁豫八年是个极端尖锐、复杂的斗争过程。这个地区是冀鲁豫苏四省的结合部，又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个战区结合部，也是汪精卫南北伪政权的结合部，我长期处于敌伪顽的夹击之中，抗日反顽反封建同时进行”。他强调，我党在领导开辟、巩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除了坚持武装游击战争外，“关键在于深入发动群众”，在于“贯彻党的统战政策”。他指出：“胜利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战斗牺牲的烈士，特别是广大群众”。这是他参加开创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实践的经验之谈。
        二
        1945年10月，为适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撤销冀鲁豫中央分局，恢复冀南和冀鲁豫区党委。冀鲁豫区党委任命赵紫阳、白潜为四地委正副书记。为便于开展工作，四地委决定设立上堤工委和办事处，并设立战勤指挥部。白潜兼工委书记、指挥部政治委员，郭良才任办事处主任兼指挥长，顾汉臣任副指挥长。
        当时，国民党第一战区胡宗南部进犯豫北，占领获嘉、汤阴、辉县、安阳等地。第十一战区高树勋、马法五部则进至磁县马头镇和冀南重镇邯郸。奉上级命令，白潜等率沙区武装西进汤阴、安阳等地，配合人民解放军主力围歼进犯解放区之敌。在解放军攻打汤阴城时，白潜通过以往的统战关系，争取了当地“天门会”一个团的武装战场起义，为部队攻城减少了阻力。攻克该城后，上堤工委迅速组建了汤阴政权，随即率领汤阴群众展开了对平汉铁路汤阴段的破袭战。由于腰斩平汉路，迟滞了国民党主力沿铁路北上增援，对人民解放军在平汉战役中活捉马法五、促成高树勋起义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1946年8月，白潜调任冀鲁豫区党委党校组教科长、校党委委员。1947年8月，调任冀鲁豫八地委书记。1948年3月，调任四地委书记。在八地委、四地委工作期间，他除带领广大干群开展对敌斗争外，还认真进行了土改、支前、整党和反奸、反霸等一系列工作。
       1949年初，冀鲁豫根据地内一片沸腾，广大干部积极响应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掀起了报名南下的热潮。白潜带头报名南下，获区党委批准。4月底，白潜率原冀鲁豫四地委南下干部大队随二野五兵团渡过长江，到达赣东北，奉命组建鄱阳地委、行署。白潜就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当时，新区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理解，地、县、区班子新，任务紧，敌情复杂，工作压力很大。白潜率领广大干部认真贯彻执行党在新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夜以继日的工作，肃清匪特，征收公粮，为路过鄱阳南下部队供应粮食。后来，解放军主力离开赣东北南下作战，潜伏特务、湖匪见地委、行署警戒兵力薄弱，便纠集起来，围攻袭扰中共领导机关，甚至在鄱阳湖上公开拦劫烧毁运粮船只，捕杀解放军干部战士。那时，白潜身边只有从老区带去的一个民兵连。为了军粮安全，他将该连大部派去押运军粮。每到夜晚，便组织起带有短枪的机关干部和剩余民兵警卫地委、行署，与残敌展开枪战。由于调度得当，屡挫匪焰，站住了脚跟。1949年8月，正当鄱阳地委、行署的工作初步打开局面时，中共华东局决定撤销赣东北区党委，命令中共鄱阳地委、行署原班人马转道西进，到贵州开辟新区，并要求迅速办理好移交手续。面对刚刚建立的新政权，少数同志对这美丽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产生了依恋之情，尤其听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时，思想上起了不小波动。白潜一手抓移交，一手抓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月底，按时交接完毕。
        9月3日，原鄱阳地委、行署的干部随二野五兵团踏上了西进的征途。
经过数千里跋涉，1949年11月13日，白潜等踏入黔境。经半月行军，于月底接管安顺，白潜任安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解放军主力部队入黔之时，蒋军望风披靡，有的偃旗息鼓、分散隐蔽，有的则假投降、假起义，千方百计保存实力。还有大批特务、土匪组成一股股反革命武装，杀人放火，破坏交通，造谣惑众，摧残新生的人民政权，气焰十分嚣张。白潜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剿灭特务土匪，是新区一切工作的起点”的指示，带领广大干部、驻军、民兵，对土匪实行政治上瓦解，军事上打击的方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工作，使敌人的气焰大大收敛。
        1950年初，解放军主力离开黔境入川作战，黔境只剩一个军分散担任守备任务，个别县城只有个把排的兵力警戒。匪特见有机可乘，再度嚣张起来，一些先前被迫宣布起义的部队重新哗变者达14个团，不少接收的乡保武装相继叛变为匪，总人数达13万余人。其中，仅安顺地区土匪便有185股，计3．4万人左右。
        1950年3月3日，安顺地区的郎岱县发生了土匪大暴乱，他们杀人放火，抢银行，砸仓库，中断交通，屠杀革命干部群众。驻该县的一个国民党起义师受土匪策动，蠢蠢欲动，图谋哗变。白潜闻报后，感到事关重大，决定亲自前往安抚，遂带领分区一个主力连星夜前往。面对一触即发的险恶局面，面对叛迹已露张牙舞爪的高中级军官，白潜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他大智大勇，慷慨陈词，晓以利害，对他们弃暗投明表示欢迎，对个别人不顾大局不识大体妄图再度与人民为敌表示了极大愤慨。他讲述了全国的形势，要他们悬崖勒马，莫要一误再误，为历史所抛弃。他的凛然正气，精辟分析，深刻见解，终于打动了大部中下级军官，少数高中级军官受到了孤立，被迫放弃哗变企图，一场严重到足以危及全省大局的大哗变得到制止，稳住了局势。
        解放军主力回师之后，剿匪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一年奋战，安顺地区大股土匪基本剿灭，秩序得到初步稳定。截至1950年底，全区对匪作战666次，歼匪2．2万人，向政府登记悔过自新的匪特有6580人，缴枪1万余支，建立了万余人的人民武装，发展农协会员38．2万人。
        安顺解放之初，大量工作摆在地委面前：社会秩序急需稳定，基本群众有待发动，支前任务刻不容缓，征粮工作需马上进行，民族关系要尽快改善，财经收入不敷支出，贫苦群众的生活需要照顾等等。白潜充分调动地委“一班人”的积极性，理出轻重缓急，分头进行，不长时间便打开了局面，取得了各项工作的主动权。到1951年4月，全区秋征、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五大任务顺利完成。尤其土改工作的进行，使得广大贫苦农民阶级觉悟迅速提高，生产积极性日益高涨，全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蓬勃发展。农业的发展稳定了城市市场，改善了供应条件，广大城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解放前，少数民族同汉族关系一直比较紧张。解放军兵临贵州之前，匪特大量制造谣言，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纠纷，妄图使少数民族仇视外来干部，以便于匪特盘踞。白潜到安顺工作后，深入学习领会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利用苗家领袖传达共产党政策，培养发现少数民族干部，促进民族团结。从1950年1月到1952年底，地委干校举办干部培训班6期，培训干部1370余人次。有一次，一位西进干部指责一位少数民族干部的饮食习惯，使这位少数民族干部背上了思想包袱。白潜听说后，生气地严肃批评了这位西进干部，并责成有关领导具体帮助其认识错误，还令其写出检查。后来，白潜亲自找到这位少数民族干部谈话，直到这位干部表示谅解为止。这件事，使得全区少数民族干部深受感动。
        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白潜深刻领会，努力执行。解放时进入安顺地区的南下干部只有209人，而接收下来的旧政府工作人员则多达5500余人。白潜对接收人员不歧视、不排斥、不念旧恶。对各界进步人士，多方给予关怀爱护，尽量照顾他们的生活，经常倾听其心声，使这些人逐渐和共产党接近。一个被接收的相当级别的旧政府官员被白潜以诚相待所感动，1950年3月6日向地委报告，大量匪特潜入安顺城，分别集中在几个点上，企图里应外合搞暴乱，袭击领导机关，暗杀中共负责人。地委根据其提供的线索先敌一步行动，一举逮捕武装匪特300余人，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还有位进步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动员其担任过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副主任委员的兄长向政府投诚，使政府获悉了敌特方面的大量机密。
        对来自五湖四海、军地各方的干部，白潜一视同仁，不分亲疏，任人唯贤，按照党的干部政策，积极培养，大胆使用，各项工作搞得扎扎实实。
         白潜以其突出的工作成绩，被誉为西南地区“优秀的地委书记”。
         三
         1952年12月，白潜离开工作战斗过3年的安顺，调任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长。到任后，他多次给部里同志讲：“组织部是干部的‘娘家’。干部依靠组织，组织上要关心爱护干部，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情况，关心他们的健康。”逢到节假日，他常到机关食堂看看，到干部宿舍转转，看伙食安排的好不好，看有没有干部想家。遇有闲暇，他还和大家一起打球，下棋，官兵同乐。事后多年，有的干部还说：“和白部长在一起，心里觉得踏实，自然，总觉得他就像自己的兄长一般。”
在工作中，他经常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在合作化运动时，他根据发现的问题，撰写了一本《互助合作运动中若干问题的商榷》的小册子，受到了省委的高度评价。1953年7月，省委将此册子印发全省，对推动合作化运动起到了有益作用。
       1953年底，白潜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翌年秋天，又奉调进京，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财贸干部处处长、中央财贸部部务委员、副部长等职。在西南局和中央机关工作期间，白潜注意保持发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崇尚节俭，反对奢侈。到京任职时，有的同志议论说：“从地方到中央，房子越住越小，汽车越坐越大”。白潜听后说：“我们要以工作为重，不能斤斤计较地位和待遇。现在的条件，比起战争年代栖身荒郊野外强过千百倍，可不能不知足啊！”
        生活标准低一点儿，工作标准高一点儿，学习上抓得紧一点儿，这是不少熟悉白潜的同志对他的评价。白潜在财贸部分管组织和财经工作。为了变外行为内行，他虚心学习，不耻下问，甘当小学生。他认为：“过去熟悉的东西，现在有些不适用了，而建设社会主义，又有好多新东西需要学习。作为一个领导，如果一知半解，不精通业务，指导工作就会无的放矢，甚至贻误工作。”他不但学习理论，而且注重实践。他不止一次地下到基层学当营业员，揣摩顾客心理，提出改进服务的意见。他协助部长提出“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的“三基”财贸工作方针，多次强调：基层企业单位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础。基层工作搞好了，我们的事业就有了坚实可靠的基础。他要求财贸系统干部职工做到又红又专，不当门外汉。还多次组织技术能手比赛，大张旗鼓地表彰树立技术标兵，使全系统的面貌为之一新。对此，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给予了充分肯定。
        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中央财贸部里有几位同志给领导提了些意见。后来，有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批评和处理。在处理这几个同志的部务会议上，白潜实事求是地阐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事后多年，他还把此事记在心间。后来他排除种种阻力，为两位仍在其领导之下工作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适当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大跃进”时期，浮夸风一度盛行，实事求是被人认为是右倾，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一些地方的财贸部门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企业严重亏损。有的还提出办“共产主义商店”、“无人商店”等等。面对这种不正之风，白潜痛心疾首。在全国财贸工作会议上，他大声疾呼：财贸部门要坚决执行产供销平衡，财政收支要综合平衡，不能头脑发热，办败家子商店。态度之坦荡，言词之犀利，使不少同志为其暗捏一把冷汗。
        1960年冬，中央财贸部撤销，白潜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财委主任。此时，正值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东北三省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区人均口粮每天不足三两，个别地方已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面对此种景况，白潜这个从不轻易动感情的人双眼湿润了，连声说：“造孽呀，造孽，革命革了几十年，竟使素有‘粮仓’之称的东三省人民挨起了饿，要起了饭。我们怎端群众的饭碗？”他一到任，就担起了东三省人民的吃、穿、用重担。他冒着数九寒冬，深入基层，调查由于“左”倾路线和自然灾害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的严重困难。看了基层的实际情况，深感事态的严重，决心尽快如实报告中央。他不怕“下车报忧，会有何影响”的后果，更不把“群众饿得身体浮肿”，说成“身体发福”。他不计个人名利得失，毅然将实际情况报告东北局，报告党中央，并建议动用外汇进口粮食，以解燃眉之急。1961年春，中央召开财贸会议。在会议上，白潜当面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汇报此事。中央很快决定，为东北人民进口10万吨粮食，不久，增至30万吨。到年底，共达100万吨。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首次进口粮食。这批粮食，对缓解东北三省灾情起了不小作用。在向上级求援的同时，白潜下力抓“代食品”生产，认真落实陈云同志关于调整经济的措施。他还代东北局起草了《发展多种经营，加强农副产品收购的决定》和《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市场问题的报告》，他还和东北局负责人一道深入下去，总结了黑龙江汤原县连江口公社万胜大队“包产到户”的生产经验，建议在全区推广。这些，都成了白潜“文革”中的“罪行”。
        1962年6月，周恩来总理到达沈阳，视察国民经济调整和城乡人民生活情况。白潜作为财委主任，工作十分繁忙，他既要研究东北地区财政金融和市场情况，又要协助安排全区粮食购销和人民生活，还要具体帮助落实全区轻纺工业的“关停并转”工作。他不仅要主持召开许多汇报会，还要参加东北局的碰头会和向周总理的汇报会。他以忘我的热情工作，有时寝食俱废。一次，总理要听他汇报情况。为了给总理指导全区乃至全国的经济调整大局提供翔实材料和数据，他接连3个昼夜没顾得休息，召集会议，听取汇报，亲自动手赶写材料，终于向总理提交了一份数字详细准确，材料生动具体的汇报提纲，受到总理的赞扬。
        1963年，白潜调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分管财经工作。他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科技工作者跑遍了辽沈大地、工厂矿山，深入调查研究，科学论证，制定出了振兴辽宁经济的战略规划，从而使辽宁省的财经形势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好转，为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64年冬，白潜率辽宁省友好代表团到朝鲜平安北道访问，为中朝友谊谱写了新的篇章。
         四
        就在白潜全身心地为革命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地。这场浩劫使白潜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1966年，白潜48岁，是省委书记中较年轻的一个。当“造反派”冲击省委省政府机关，揪斗“走资派”浪潮袭来时，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白潜毫不退缩。他一面应付围攻，揪斗，一面抓工作，抓生产。为了避开无休止的纠缠，赢得珍贵的工作时间，他打乱了自己的日常生活规律，在这里吃顿饭，在那里睡一会儿觉，有时揣上个凉馒头，得空儿就掏出来啃几口。那时节，他的名字被倒写在墙上，刷在地下，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了红叉儿。有时，他正在里边开会，外边便等上了揪斗的人；有时，刚刚端起饭碗，便会被人拧住胳膊架走；有时三更半夜，会有人破门而入，将他带走几天不知去向；有时一派正让他戴纸糊的高帽子游街，另一派会突然冲上来把他抢走，让他戴上更高更重的帽子示众。对于这场“革命”，白潜很不理解，他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觉得党是出了“毛病”，不然，不会这么“折腾”。为了减轻这场“革命”带来的灾难，他把个人所受屈辱抛在一边，全力工作，总想以自己的菲薄之力，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聊尽绵薄之力。有时，“造反派”要揪斗其他年岁大或身体不好的领导同志时，他还主动去顶替，代人受轰击。一次，白潜被一伙来历不明的人劫持走，作为“人质”关押在沈阳北陵监狱，以此要挟省委签署一份“罢官令”。白潜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前后经过七八天斗争，才被放出狱来。
       1966年11月，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白潜去参加会议途中路过省委档案室，恰见一些人要砸门锁，抢档案。他挺身上前，挡在门前，向那伙人说：“这是党的机要重地，内有绝密文件，你们不能动！”几个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把他搡在一边。砸开门锁后，又有人把他抬进室内拍照，事后反称是他带领众人砸开了档案室门。他竭力辩白，那伙人给他反穿上皮大衣，押上一辆大卡车，沿街批斗长达六小时之久。游斗结束后，他甩掉高帽，拖着麻木的双腿赶到会场，为三级干部会作总结。当他步履艰难地登上主席台时，会场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无休无止的轮番批斗，种种非人的折磨，极度繁重的工作，无可宣泄的愤懑，使得白潜这个平时连感冒都不曾患过的汉子得了眼病、糖尿病、心脏病。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创伤，他的病，因受冲击，挨批斗，一误再误，一拖再拖。
1967年4月，白潜的心脏病严重发作。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前往北京治疗。病情刚刚得以稳定，一天，一伙“造反派”突然闯进医院，将他绑架出来，押回沈阳，在一个秘密据点里关押了26天，多次遭受毒打。“造反派”把他的档案翻过来，倒过去，横挑鼻子竖挑眼，妄图找到打倒他的根据。他们把白潜1940年那两次大难不死的事当突破口，想把他打成“叛徒”、“特务”。只是因为其他老同志不肯出具伪证，这伙人的阴谋才未得逞。
       在被关押和住院的日子里，白潜用“造反派”逼他写检查的笔和纸，整理出了毛主席、周总理多年的内部讲话记录，共达40万字，这份记录整理稿件，渗透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满腔心血，凝聚着其对党和人民的一片忠贞。
       经过这次绑架和26天的折磨，白潜的病情更加沉重，后来到北京再次检查时，医生说心脏病、糖尿病已将他推到了死亡的边缘。此刻，他还不到50岁。
50岁的省委书记，正是大展宏图的黄金岁月，是为党工作的大好年华啊！可他，却被那场风暴折腾得头焦额烂，大病沉沉。但是，这位倔强的汉子不肯屈服，不愿躺下，他说：“我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革命尽点儿力”。为此，“四人帮”的爪牙及其在辽宁的代理人和帮派分子把白潜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将之彻底打倒而后快。
        1968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建立时，有人坚持不让白潜进革委会。中央审批辽宁省革委成立方案时，周总理在处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说：“白潜同志历史清楚，工作勤勤恳恳，还是结合为好……”。后来，毛主席也说了话，白潜才被结合，担任省革委常委、生产指挥组副组长兼工交组长。
        几年的动乱中，工厂停工减产，学生停课串连，文攻武卫，炮火连天，派仗不断，人们难以安心工作和生产，省里的生产指挥机构被砍得四分五散。白潜在生产指挥组里，既是副组长，又是秘书、办事员、公务员。清晨，天还不亮，他便乘头班公共汽车（专车早被取消）去上班，参加“天天读”和“早请示”，稍微迟到一点儿便被斥责为“不忠”，“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没有感情”。夜间回到家里往往是深夜十一二点钟。那时，他的爱人芦琪进“五七” 干校，家中只剩老岳母和两个不大点儿的子女，每到夜晚，老少三口便守在公共汽车站牌旁，盼望着他能平安归来。一次，有个组织批斗了他一夜，他那白发苍苍的岳母和两个孩子守在公共汽车站牌下，一直哭守到公共汽车停驶。
       白潜在前边干工作，后面有人数脚印儿。帮派势力对他大搞特务活动，一举一动，均受到严格监视，他顶着“走资派” 的帽子抓生产，动辄被说成是“穿新鞋走老路”，“以生产压革命”，“唯生产力论的代表”云云。为了革命，他拖着病体，披肝沥胆，忍辱负重，顽强工作。1970年整党“爬坡”时，帮派势力头子说白潜与他们不一条心，点名要解决他的路线是非问题。为了“再教育”，他们强迫重病在身的白潜扛起背包，参加千里“拉练”，对他进行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
1970年3月，白潜被任命为省革委副主任，并另兼十余要职。1971年1月，被选为省委常委。他珍惜这为党工作的时机，将工作日程排得很满。在这一段时间，他曾3次因病情严重被迫住院治疗。但是每当病情刚有好转，便又匆忙离开。3次病历的最后一页上，医生都写着相同的一句话：“患者自述工作忙，要求出院。”
在黑云压城的年月，白潜就是这样，含辛茹苦，以抱病之躯，无私奉献。1972年5月，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敬爱的周总理到东北组作了重要讲话，白潜担任记录员。为了使更多的同志早日看到总理讲话，他连夜整理记录稿，过度的劳累使心脏病再次发作，经大会特设的心脏病专家组9天9夜的抢救方才脱险。从此，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长期治疗。
       年底，白潜被任命为省委书记。
       1973年9月25日，白潜在一份帮派组织为其作的鉴定上提笔将“在建国后的十七年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这句话勾掉，另添了“工作勤勤恳恳，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为此，惹恼了帮派势力，利用1974年的“批林批孔”之机，又多次对其进行批判。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白潜听到广播非常悲痛，建议省委为周总理举行追悼会。这一建议被一些人说成是“向省委施加压力”。他气愤难平，在自己家里为周总理举行家庭追悼会，一遍又一遍地向总理遗像鞠躬，千言万语，无从诉说。自此，心潮随着政治斗争的风云搏动。忧国忧民，心情郁闷，病情更加沉重。
         五
        粉碎“四人帮”后，白潜感到“仿佛是第二次得到了解放”，精神为之振奋。辽宁是“文革”重灾区之一，“四人帮”的黑爪牙控制辽宁，犯下了滔天罪行，流毒甚广。在揭、批、查运动中，白潜旗帜鲜明，抱病参战。他在病床上组织长篇材料，用无可驳辩的事实和亲身经历，揭批“四人帮”及其爪牙在辽宁犯下的罪行，澄清了辽宁“文革”中一系列重大是非问题，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白潜正在北京住院治疗。听到党中央的新精神后，他激动不已，彻夜难眠。利用每星期一、三、五下午三至五点医院准许探视时间，和几度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何开湘多次研究，让其帮助收集了大量资料。他亲自动手拟出提纲，让何开湘帮助整理成一个讲话材料，准备赶回辽宁参加省常委扩大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得悉消息，亲自到医院看望，并再三嘱咐何秘书：你要尽可能多为他做些工作，不要把他累着了。临行前，白潜出现了心力衰竭的征兆。无奈，只得退掉已买好的火车票，让秘书连夜将这份六易其稿的讲话改写为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送大会印发，在与会同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白潜识大体，顾大局，时刻想着党和人民的利益，对个人恩怨从不计较。有个干部“文革”中同林彪、“四人帮”搅在一起，干了不少坏事，白潜也深受其害。但在揭批查运动中，白潜豁达大度，以德报怨，他一方面对那人的问题严肃批判，毫不姑息；另一方面又列述其在历史上的战功，真心实意的对其进行挽救，使此人深受感动。一次，一个单位的“清查办”给白潜来信，提出要调查处理1967年把他从北京医院强行押回沈阳的那些人，并让白潜提供线索。白潜回信说：“他们是一个群众组织的，只是来执行任务的，并不一定了解具体情况”。后来，当他听女儿说沈阳医科大学的一位医生参加了那次行动，到现在仍有思想包袱时，便对女儿说：“你再见到他时转告他，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去想它了。希望他努力工作”。他的宽广胸怀使许多人佩服不已。
        1979年9月，中共辽宁省委五届一次会议上，白潜继续当选为省委常委、书记。
       尽管白潜壮心不已，仍想为党和人民多做些工作。可是，无情的病魔数度向他袭来，使他自顾不暇。1979年底，医生作出预言：这颗心脏顶多还能维持半年。省委为此向中央打了病危报告。中央领导同志关切地来电话询问病情，并向家属表示慰问。后来，在专家建议下为白潜安装了人工心脏起搏器。
1980年春天，白潜由于安装了人工心脏起搏器，病情有所好转。他不愿赋闲，向省委要求担负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省委决定让其暂时负责政协和统战工作。白潜像重返前线的战士，以饱满的工作热情认真投入了工作。他不辞劳苦，抱病走访专家学者，拜访民主人士，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和他们交朋友，竭力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1981年5月，辽宁省统战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决定会议由白潜主持并作总结报告，他欣然受命，亲自动手整理讲话稿，不顾疲劳，在会议上作了3个多小时的工作总结发言。过度的操劳使其病情再度加重。白潜无奈，只得给省委写了报告，说：……我曾想积极地熟悉情况，集中精力继续工作，以弥补损失于万一。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坚持全日制工作仍有困难，特申请离职，望予批准”。
     “老牛明知夕阳晚，不用着鞭自奋蹄”。1982年3月，中央任命白潜为中共辽宁省委顾问。白潜把中央对自己的关怀变作巨大的工作动力。他不顾重病在身，常常一工作起来便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带着人工心脏起搏器的患者。为了给省委当好参谋，他根据自己在辽宁近20年的工作经验教训，写了长篇材料，就加速辽宁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供省委参考。在中共辽宁省委五届六次全会上，他侃侃而谈，对本省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憧憬，对工、农、文教、财贸各行业应采取的措施讲的极有见地。听着病入膏肓的老书记的语重心长的讲话，许多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会场里，多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白潜也深深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更加珍惜每日每时的分分秒秒。在临终前的两个月里，他应7个省、地、市、县党史部门之请，赶写出了近3万字的抗日战争回忆录。为编好老家南乐县的党史，他亲笔给同时代的几位健在的原县委负责同志写信，提出了25个应当澄清的问题。
        1982年11月29日，是64岁的白潜漫长革命征途的最后一天。这天上午，他在家为即将召开的省农业书记会议准备意见。午饭后，他略事休息便来到会客厅，一边收抬几盆菊花，一边等候事先约好要来商谈几个重要问题的省委负责同志。孰知，与省委负责同志的谈话刚刚开始，白潜那颗忧国忧民历经劫难的赤子之心突然停止了跳动。
        在整理遗物时，工作人员和亲属在他的衣兜里发现一张当天写下的纸条，上面记着准备同省委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机构改革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中、青年干部接班问题……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白潜，为党、为人民、为革命，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呕干了最后一滴心血，实践了其生前“一息尚存，革命永不止息”的誓言。党和国家领导人赵紫阳、李先念、万里、杨得志、李德生、宋任穷、姚依林、杨勇、黄火青、程子华等分别发来唁电或送了花圈，对白潜的逝世表示深切悼念。
       盖棺论定，中共辽宁省委负责人在悼词中对白潜光辉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白潜同志是我们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优秀领导干部。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一生，光明磊落，肝胆照人，为党、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工作有能力，有魄力，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对革命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克服困难，永远保持革命乐观主义，不知疲倦地为革命而战斗。他大公无私，襟怀坦荡，顾全大局，品德高尚。他作风正派，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对同志诚恳、热情、宽厚，对家属子女要求严格，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