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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三

发布时间: 2015/7/4 16:11:23   作者:常文亮   来源:濮阳党史网   浏览次数:
摘要: 张西三,名汉杰,字西三。他1937年10月入伍,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鲁豫边区第一支抗日武装——河北民军第一路第四支队的创建工作。

      张西三,名汉杰,字西三。他1937年10月入伍,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鲁豫边区第一支抗日武装——河北民军第一路第四支队的创建工作。历任四支队中队长、参谋长、成安县长、军分区参谋长、冀南军区独五旅副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纵副参谋长、河南省军区参谋长、中南军区防空军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6年1月31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0岁。
       在革命战争中,他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屡建战功;新中国建立后,为了人民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忘我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身处逆境,同江青、林彪死党进行了英勇斗争。

       张西三1906年秋出生于南乐县梁村一个地主家庭里。出生4个月,父亲张棪因病逝世。家庭事务由祖父张景欣主持。张景欣是个闻名南乐、大名一带的兽医,医术高明,为人和善。常有人远道而来请其为牲畜治病。他总是有求必应,随叫随到。遇到困难人家无钱买药,他还主动替人垫钱,且从不提归还之事。祖父这种急公好义、乐于助人的品德深深影响了少年时代的张西三。张西三8岁入私塾,后改上小学。小学毕业时,母亲想让他随祖父学兽医。祖父则认为,家道虽富,但政治上无地位,孩子聪明,要供出个人才,打官司时能输到堂上,不能输到堂下。毅然将张西三送到县立第三完小和大名七师求学。
       在大名七师求学期间,张西三的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七师,是一所1923年创立的直南最高学府。校长谢台臣、教务主任晁哲甫、训育主任王振华决心以“五四” 精神将七师办成一所新型学校。他们摒弃旧的教学制度,提倡教育革命,号召建立新型师生关系,放手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并主张“以作为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校订阅了《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报刊杂志,购买了大批进步书籍。在这里,张西三“逐渐认识到劳动人民的伟大,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决心放下少爷架子,虚心向贫苦工农学习。”1926年,因祖父突患重病,家业无人主持,张西三被迫中断学业,离校返乡。
       张西三回家后,一面管理家业,一面着手在村中兴办教育。他先后担任了村学董,学区区联学董(管辖11个村的小学),号召群众送子女上学接受教育。为了解决生员剧增校舍不足的困难,他带人将庙中的神像拆除,将庙改作课堂。针对部分家长不愿让女孩子和男孩子一起上学的想法,他创办了“醒南第五女校”,并任校长。有的成年人反映,说他们也想学习,奈何年华如水,岁月蹉跎。张西三又创办了“民众夜校”,帮助成年人进行学习。由于其热衷于教育事业,县教育局曾先后两次给予物质奖励,并通报进行表扬。
       梁村,地处南乐、大名、魏县交界之地,又紧邻卫河渡口,村中拳房多,姓氏多,走京下卫来往人员多,更兼民性强悍,打架斗殴几乎天天不断。当地群众有句口头禅:“梁村河口——打架三天两头有”。1930年,张西三当选为村长,他下大力气抓民事纠纷的调解,并组织了打更队,禁烟拒毒,打更联防。本村有个“地痞”,欺男霸女,拨弄事端,贩卖海洛因、鸦片,张西三两次警告,那人置之不理。一天夜晚,张西三带人将那人和他的姘头抓住,并从房中搜出大批烟土,将之扭送到县政府。县长孙振帮升堂问案,那人大叫冤枉,说是张西三挟嫌陷害。孙振帮一指那女人问:“这也是张西三挟嫌陷害塞到你被窝中的吗?”那人哑口无言。事后不几天,该人就被以贩毒罪枪决。张西三当村长6年,村中没一起打官司的,没一宗打架斗殴的,受到百姓一致好评。
       1936年8月,张西三被委为守望队第72联队长,负责管理梁村以北数村的民间枪支,组织联防,防御土匪袭扰。为了使联防队联防确有成效,张西三分两批对全队壮丁进行轮训,并将几个村子分别编队,制订了一个“一处有警四方支援”的作战方案,并规定了白天、夜晚、阴雨天、风雪天等情况下的联络信号和方法。后来,果有几股土匪袭扰北八村,每次都被打得大败而逃。张西三的组织才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当时,直南中共党组织创建人刘大风及共产党人刘汉生、张德兴等都曾在张西三领导的守望队中进行过工作,受到张西三的支持与保护。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军向华北大举进攻,大片国土沦入敌军铁蹄之下,更兼是年秋天连降暴雨,卫河决口,平地皆可行船,天灾兵祸相伴而行,民不聊生。洪水过后,土匪蜂起,司令遍地,仅南乐一隅便有杨法贤、四合顺、槐花子等数股土匪。他们招兵买马,你抢我夺,绑票拉人,使社会秩序愈发混乱。几股土匪都注意到张西三的守望队,纷纷派亲朋故友上门当说客,封官许愿,要其率部入股,遭张拒绝。
       1937年10月,中共直南临时特委书记刘大风衔中共北方局之命返回直南,恢复党组织,筹建抗日武装,就地开展游击战争。提出了“誓死不当亡国奴,武装起来抗日保卫家乡、就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口号,动员各界人士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参加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刘大风想到了老同学张西三,亲赴梁村找张,动员其将守望队人枪带去参加游击队(后改称四支队),张一口答应。后由于地主的破坏,守望队中只有少数人枪随张西三到了四支队,张西三初任三中队队长,不久即任参谋长。
       游击队成立后,无处筹措粮饷,部队领导又不忍向群众摊粮派款。于是,起初便靠干部战士从家中带吃带穿,并号召家庭富裕者多带一些。张西三系一富户,又是当家人,便多次将家中米面银元带往部队,解决燃眉之急。
       四支队建立之初,战士们对严格的部队生活一时还不习惯,有的站岗时吸烟、打瞌睡。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张西三除派出侦察兵及时侦察敌情外,还不顾天寒地冻,每夜亲自查岗查哨,教育值勤人员提高警惕,保证部队安全。
       张西三除了具有扎实深入、不辞辛苦的工作精神外,还具有见贤思齐的好品性。1938年初,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为了帮助四支队迅速成长,派来肖汉卿、陈耀元、漆汉臣3位红军干部到四支队任军事指挥员(肖任副支队长,陈、漆分任二、三中队长)。这3位红军干部带来了红军部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张西三多次号召部队干部战士虚心向他们学习,自己也不断向他们请教,使带兵方法不断提高。
       张西三每到一地,都注意察看地形,了解敌情,制订万一发生情况时的应急方案,而且不止一次地教育参谋人员凡事多制定几套方案,作到有备无患。这种做法,他一直坚持了多年。在以后当军分区参谋长、旅参谋长、纵队参谋长、省军区参谋长时,部队分布如何,驻地敌情我情社情如何,领导每次垂询,必有详细准确迅速回答,而且附有多种应急方案,倍受领导称赞,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多次称赞其为“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参谋长”。后来,陈再道调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还一再要求调张西三任军区参谋长。四支队从建立到编入正规军仅半年多的时间,其中正副支队长曾三易其人。在领导变动频繁的情况下,张西三兢兢业业,恪尽了参谋长职责,使领导一到任便能较快熟悉部队情况,指挥起来得心应手。
       1938年5月,经唐哲民、季铁中介绍,张西三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追加甘思和为入党介绍人)。6月,四支队北上广平肥乡一带,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正式编遣之际,上级指示从四支队调出部分干部到地方工作,张西三奉命离开部队,到隶属冀南三专署的成安县任抗日政府第一任县长。
成安,距日伪冀南统治中心邯郸仅50华里,邯(郸)大(名)公路横贯全境,县内敌据点星罗棋布,扫荡频繁。面对恶劣的环境,残酷的现实,张西三勇敢地挑起了县长的重担,他迅速组建了政府机构,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不长时间里,战委会、妇救会、青救会、农救会及各区政权相继建立,抗日歌声响遍了成安大地。7月,成安县抗日游击大队建立,张西三任大队长。这支部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迅速成长壮大,从100多人发展到400多人。
       城安县城东南有个村子李家町,村中有个大地主叫董庆章,在日军初占县城时,收罗地痞流氓,组织了维持会,忠实地为日本人效力。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张西三多次派人给其捎信,要其悬崖勒马,改恶从善。董怙恶不悛,继续为虎作伥。县大队曾两次将之擒获,他在张西三面前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张西三为了通过董庆章感召其在伪军中当头头的儿子董黄,命人将之释放。不料,董庆章第二次被释放后,竟搬进县城,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人,与抗日军民作对。1938年冬,董庆章侦知张西三带县政府和县大队驻在抹町,密报日军,其子董黄带伪军配合两中队日军前去包围,妄图一鼓聚歼。张西三等声东击西,突出了包围圈。1939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晨张西三得到情报,说董庆章回老家过元宵节了。他带县大队的一中队长途奔袭李家町,适遇董庆章外出拜客未归,奔袭扑空。张西三命令封锁消息,在董家大院设下埋伏,等待其自投罗网。不料消息走漏,200多名日军率数百名伪军顺路沟偷偷接近了李家町,将张西三等包围在董家大院里。枪响之后,张西三从猛烈的枪声中判断出敌人人数众多,突围不利。他观察了一下,见董家西楼坚固高大,易守难攻,便命大家撤上西楼,用砖、坯从里边将门堵住,然后坚守门窗,待夜间突围。敌人想在天黑前结束战斗,一连发起数次猛攻,皆被击退,在院中遗下70多具尸体。入夜后,董黄为防张西三等突围,决心不惜将楼焚毁,命人搬来大批秫秸、玉米秸、棉柴、谷草,又搜罗来大量的辣椒和硫磺,妄图将楼上八路军烧死、熏死。为了突围,张西三命战士从楼房南端一个气窗下别开砖块,挖了一个背篓大小的洞口,并规定了突围后的集合地点。深夜,县大队另一个中队从马荒村赶来接应,敌人有些惊慌,匆忙举火烧楼,趁敌人慌乱之际,张西三果断命令下楼突围。战士们冒着浓烟越洞而出,愚蠢的敌人只注意了前边竟未发觉,直到后边几个伤员下楼时,敌人才透过浓烟发现,慌忙用火力封锁洞口,但此时已是人去楼空,徒唤奈何了。
       张西三率众突围而出,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几个人。张西三放心不下,命一中队长李风起带队先走,自己带领警卫员张恒耀、王同欣又返回去接人。刚近村边,见敌人正追赶着县大队两个伤员,张西三甩手向敌人打出一梭子子弹,招呼战士向自己靠拢。不料,“砰”地一声,敌人的子弹打中他的前胸,他摔倒在地。警卫员张恒耀见状,背起他就跑。他身材魁悟,警卫员身单力薄,跑了几十步就跑不快了。此时,敌人已尾追而来,张西三见村边有一垛玉米秸,便命警卫员将自己藏进柴禾垛中,然后带另外两名伤员转移。警卫员不肯,他下了命令,还开口骂了人,警卫员才将他藏好,挎上他的枪,带着另两位伤员走了。
       张西三被敌人打中了肺部,血流不止。他在柴禾垛中,听得敌人远去就爬将出来,忍着伤疼去追赶队伍。走不甚远,便跌倒在路边,挣扎不起来了。此时,忽听见一阵沉重的皮靴声,他慌忙脸朝下趴倒装死。不多时,一队日本兵来到他跟前。有人用打火机照了照他的脸,扯开他的衣裳,见全身血迹,又用手试了试他的呼吸,还朝他的头上踢了两脚。张西三屏息静气,哪敢动弹。只听一个说:“八路军死了死了的。”临走时,一个日本士兵顺手牵羊,摘下了张西三一时疏忽挎在身上的挎包。敌人过去后,张西三挣扎着包扎了一下伤口,便向一个村庄爬去。
       黎明时分,张西三爬到了孙庄,喊开了一个医生的门,那人出门一看,认出他是县长,忙将他搀到房中,放到炕上。张西三怕弄脏了人家的被子,挣扎着要将被褥掀起。那人急了,说:“张县长啊,这都啥时候了,你还顾这顾那的,就不顾命啦?”那医生为他重新包扎了伤口,套了拖车,让人赶忙将张西三送往医院。拖车一出村,便见一队日军匆匆而来。那些日军士兵见一辆拖车调头欲跑,便鸣枪警告,又呜啦呜啦地叫着包围上来。正在危急关头,八路军三八六旅一个连赶到将敌人打跑,救下了张西三。原来,发现过张西三的日军回城后,将张西三的挎包交给了翻译官。那翻译一看,包中有账本子还有张西三的印章,便报告了日本军官。日本军官传令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日军慌忙回到原地,未见其人,打亮手电顺着血迹追赶而来。张西三的警卫员回去后带了人来接县长扑了空,便四处分头寻找。县政府还向住在附近的三八六旅报告了县长失踪的情况,请部队协助寻找。部队首长派出几支小部队相助,救下了张西三。
       此次李家町遭遇战,成安县大队以10人负伤的代价,取得了歼敌70多人的胜利。张西三在部队野战医院经半月治疗,被秘密送回老家梁村休养40余日,方才痊愈。
       张西三回到成安后,继续带领县大队与敌人战斗。1939年夏天,三专署有人追究起张西三失落的账本子,认为其有贪污嫌疑,要枪毙他。三分区司令员高厚良据理力争,又说:“张西三不仅是县长,还是大队长。你不要这个县长了,我还要这个大队长哩”。7月,张西三调任三分区参谋长。以后历任一分区路南支队政委,一、二分区参谋长、冀南军区参谋处长等职。为了民族解放,出生入死,转战冀南大地,曾分别受冀南行署、三专署各通令表扬1次。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发动了全面内战,冀鲁豫、冀南地区又成为重要战场。1946年9月,张西三调任冀鲁豫九分区参谋长。1947年3月,冀南军区独立第五旅建立,又调任该旅参谋长。
1947年3月19日,刘邓首长下达了豫北战役作战命令,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等军区部队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编为四个集团,在豫北展开了反攻战。冀南区部队编为第二集团,由陈再道统一指挥,挥戈南下,兵临豫北。独五旅在旅长范朝利、参谋长张西三等率领下参战。冀南部队首战楚旺,歼敌2800余人,其中仅独五旅便歼(俘)敌人1931人。该旅3个月歼敌3个营的计划5天便顺利完成,晋冀鲁豫军区特予通令嘉奖,冀南军区除嘉奖外,给该旅记大功二次。楚旺战斗结束后,冀南部队一部马不停蹄直趋崔家桥,将之团团包围。
       崔家桥,在安阳东北约30华里处,是大土匪出身的国民党师长王自全的老巢。王自全抗日战争时期率部投敌,为虎作伥。抗战胜利后,摇身一变,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村内有发电厂、枪炮厂、粮库、轧花厂、卷烟厂。村外围墙高达两丈,每隔30米筑有一座炮楼,重要方向均筑地堡,并敷设了地雷。围墙外挖有两道外壕,深丈余,宽二丈多,壕内积水六七尺深。两道壕沟间设有鹿寨,一道电网。王自全得意地吹嘘:“崔家桥是‘金城汤池’,‘第二安阳’,有吃有穿,至少能坚守半年以上”。村内有守敌2500人左右。为了全歼该敌,指挥部令独五旅旅长范朝利统一指挥第五旅、独四旅、独五旅。各旅划分了作战区域后,便组织营以上干部观察地形。为了减少伤亡,张西三令旅主攻部队十三团实施土工作业开挖地道,从敌人眼皮子底下发起进攻。5月6日下午4时,各部队进入阵地,各种火器、火炮作了试射,下午5时20分,野炮、山炮、迫击炮开始了猛烈轰击。5时40分,部队发起了冲锋,十三团六连、八连在炮火掩护下实施工兵爆破,架设浮桥两座,登上了寨围墙,用集束手榴弹打退了敌人数次反扑,巩固了突破口,后续部队源源进入,与敌人展开了激战。王自全见大势已去,率少数心腹趁夜幕突出重围,逃往安阳。凌晨3时,战斗结束,歼敌2100余人。战后,冀南军区为十三团记大功1次。
       崔家桥战斗结束后,独五旅又参加了攻占宋家庙、三府庄、袁坟、龙虎庄、太平庄、袁宅等战斗,战功卓著,军威大振。5月25日,为了给千里跃进大别山作准备,刘邓首长命令部队主动结束了豫北攻势。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震撼了南京,蒋介石调集33个旅对大别山进行“重点清剿”。为了增援大别山,中央命令组织后续部队,携带物资南下。冀南军区于8月30日在安阳以东的陈家寨召开了第十纵队成立大会,张西三由独五旅副旅长调任十纵副参谋长,挺进大别山。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刘邓首长决定分遣主力实施战略再展开。其中,十纵奉命西出桐柏。经一个多月的内线反击与外线配合作战,歼敌1.17万余人,粉碎了蒋军对大别山的“重点清剿”。
       年底,桐柏区党、政、军领导机构建立。张西三任军区副参谋长兼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由专员兼任)。桐柏军区的建立,与大别山成犄角之势,互为声援,使蒋介石大为惊慌,连忙建立南阳、信阳、襄阳3个“绥靖区”,包围桐柏,并调遣优势兵力围攻桐柏,妄图趁其立足未稳“一举荡平”、“克日奏凯”。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围攻,桐柏军区部队配合中原、华东野战军各一部,在邓县、内乡、镇平、淅川广大地域发动宛西战役。接着,中原和华野各一部又发起了宛东战役。在宛东战役期间,张西三率一支小部队深入敌后坚持斗争,及时迅速侦察掌握敌情电告部队领导机关,受到了军区的通电表扬。宛西、宛东战役共歼敌3.3万人,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摧毁了反动地方武装,建立、巩固了革命政权,使桐柏解放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以后,桐柏区又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剿匪工作,使根据地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1949年春,经过三大战役的打击,国民党江北主力消耗贻尽,中央命令各区部队准备向江南和大西北进军。桐柏军区将分散活动的部队重新集中,合编为五十八军,张西三为军副参谋长,随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等一系列战斗。

       建国后,张西三历任河南军区军政干校副校长、中南军大分校校长、河南省军区参谋长、中南军区防空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各1枚。
       他任中南军区防空司令员时,蒋介石集团的飞机对中南各大城市时有袭扰。为了保卫祖国安全,他对部队雷达的分布、警报的传输、与空军的协同配合,高炮部队对敌机的放入与阻击下了极大精力予以研究,足迹遍及中南大地。后来,防空军建制取消,他改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62年张西三调离广州,任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主管财务、人事、基建、党务等项工作。张西三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利益,努力工作。以前,民航常有亏损,油料超耗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张西三于1963年带工作组到成都管理局维修厂和飞行大队进行蹲点,抓民航内部实行经济核算和节约油料的企业典型。通过以点带面,推动了全民航的增产节约工作,对于降低成本减少亏损起了一定作用。当年全局财务亏损降低47%;航空油料不但抵消了1962年超出定额78万公斤,而且还节余25万公斤;飞机、发动机小修费1962年超支51万元,1963年节约34万多元。航站航线费用比计划节约50万元,使成本节约96万多元。他认真贯彻国务院在工交系统实行总会计师制度的文件,坚决执行,任命了总会计师,使这一制度得到了落实。在工作中,他精打细算,反对铺张浪费,大手大脚。修建上海虹桥机场跑道时,跑道北端有一条小河,根据一些人的建议,指挥部造出了30多万元的架设铜丝网覆盖小河的预算。张西三收到报告没有匆忙签字,他赶到现场,召开通信导航技术人员参加的座谈会,经过论证,证明小河对盲降设备并无太大影响,且架网以后影响农民行船,决定不架,仅资金一项,便节约30多万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到处讲话,出风头,唯恐天下不乱,张西三很反感,说:“江青不稳,她不看看自己的身份,到处乱讲话。”他还写了一首诗“大地风云变无常,人间往事细思量,莫怨老天无情义,须知江河向东方”,以泄心中不平。为此,张西三被戴上“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大帽子,关进地下室中实行“隔离审查”达一年之余。1969年,林彪背着毛主席擅自下达“一号通令”,命全军进入战备状态。张西三被“扫地出门”,遣送安徽屯溪机场“劳动改造”。
       张西三在屯溪一年多,不少昔日的战友、部下络绎不绝前去探望。1970年,张西三全家被秘密转移到郑州。可是,探望的人仍“如车水马龙”,“难以隔断”。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张西三全家得以回京。他临时担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修建指挥部总指挥。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为党工作的机会,将工作安排得很紧凑。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因“文革”初期批斗过他,工作不大胆,思想有隔阂,张西三胸怀宽广,对此事毫不介意,周围的同志都很感动。
张西三工作勇挑重担,他战争年代负过伤,是二等乙级残废,“文革”中又受尽劫难,糖尿病、心脏病时有发作。但是,他一工作起来,便青春焕发,寝食俱废。修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时,因与巴基斯坦通航有限定时间,要求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建成投产。时值冬季,困难很大,张西三不惧艰险,亲自去担任总指挥,吃住在工地,日夜跟班作业,终于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任务,受到广大干部职工好评。不少人称赞他“不计名利,一心扑在工作上,真是老八路的好作风!”
       1975年10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张西三被重新任命为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接到任命书时,历经劫难的老将军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像战争年代士兵听到冲锋号一样,按捺不住一腔热情,找到医生要求出院。未获允准,又偷偷打电话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要他们给自己准备些近期的文件、资料秘密送来,说要“进入情况待机出动”。他身在医院,心系民航,神思蓝天,期冀着早一日去看一看长空比翼的银燕,坐一坐鸟瞰机场的指挥塔,见一见共事多年的伙伴。然而,病魔数度欲将他拖入死亡的深渊。对于死,张西三很坦然,常说:“一将功成万骨朽。有很多战友、部下,早已马革裹尸,抛骨异乡了。他们没有听到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没佩戴过闪闪发光的将校肩章,比起他们,我已是多活了。我应该肩负起他们的遗愿,为党多做些工作。遗憾的是,大好年华被耽误了,断送了……”听着老将军掷地有声的话语,工作人员、医护人员都被深深地感动了。
       1976年1月30日,是农历大年除夕,张西三结束了3个多月的病房生涯,高高兴兴回到家中。翌日,是农历大年初一,他兴高采烈地向同志们拜年。晚饭后,他来到老部下王乃天家。同王乃天互致新春祝贺,拉起了家常。此时,小女儿跑来叫他,说他的老战友、老上级高厚良来看望他。张西三辞别了王乃天急忙回家。多日不见的老战友重逢,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两位老将军的眼中都闪烁着激动的泪花。
       功夫不大,高厚良就发现张西三脸色不正常,便让人给医院和空军领导及民航常委打电话,并让最先赶到的桂万煌医生实施抢救。然而,张西三却再也听不到亲人的呼唤。他走完了70年的征途,怀着一腔未酬的壮志,带着一丝欣慰的笑容离开了人间。
       1976年2月,空军政治部作出决定:张西三同志为革命烈士。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民航总局宣布:十年动乱期间强加给张西三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统统推翻,彻底恢复名誉。
       1983年3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张西三的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张西三英灵有知,当含笑于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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