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日奔走  办游击教育
1937年12月15日清丰县城被日军占领。深重的国难家仇，使高镇五忧心如焚，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英明主张，使他看到了光明，看到国家的前途和希望。他深深地认识到：只有全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将侵略者赶出去，人民才会有安稳的日子。于是他积极地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不顾年近花甲之躯，到处奔走呼号：“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高镇五回忆说，抗日战争爆发，是他由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的转折点。
抗战初期，高镇五与他的学生晁哲甫、平杰三、赵纪彬等共同以清丰县为中心，联络大名、南乐、内黄、濮阳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成立了“冀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发动并组织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积极行动起来，投身轰轰烈烈的民族抗日中去。不久，他又根据特委在清丰县六塔集召开的抗战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协助晁哲甫举办了“清丰县乡村教育工作团”训练班，主要为开办抗日学校作准备。接着又成立了“抗日小学编委会”，课本编成后发行数县。训练班结束后，各县普遍成立了抗日小学，不少农村还办起了抗日夜校。
高镇五为抗战教育编写课本的同时，还为宣传抗战编写歌谣、戏剧、快板、活报剧等。1938年 4月，河北民军第一路第四支队在清丰逮捕了汉奸维持会24人，镇压了其中8名顽固分子。高闻讯后兴奋地写道：
四支队，进清丰，
包围维持会，四面不透风，
捉住汉奸贼，个个上了绳。
……
1939年底，在直南特委支持下，清丰县民训科兴办了妇训班、民训班、文化训练班等，高镇五为这些训练班巡回上课，在此基础上他又和晁哲甫等，根据党的教育工作和抗战需要，创办了冀鲁豫边区抗日中学，以抗战的游击形式，办抗战的游击教育，使教育和抗战、教育和生产等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因陋就简，走到哪里，教到哪里，宣传到哪里，村头、路边、树下，黑板一挂就成了课堂。他写教材，将抗日教育、时事政策教育渗透到文化知识中去，在为“妇训班”编的《放脚歌》中写道：
小金莲，三寸三，
工作学习都不便，
要打鬼子跑不动，
只会围着锅台转。
放了脚，不作难，
能工作来能生产，
抗日赛过男子汉。
还写道：
妇女们，求解放，
夺取解放理应当，
男女地位要平等，
参加抗战上学堂。
他利用这些通俗易懂、易记能唱的形式，带领学生跑遍边区村村镇镇，走到哪儿，唱到哪儿，鼓舞并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
1940年，抗战逐渐进入艰苦时期，边区形势日益紧张，他除带领学生坚持学习外，还组织学生和妇女会、姐妹团、儿童团在根据地进行站岗、放哨、巡逻、盘查行人等防奸除奸工作，维护地方治安，有力地支援了地方的抗日斗争。4月，他和晁哲甫等，按照抗大方针，在濮阳县东北庄建立了冀鲁豫边区抗日中学。在回忆这段生活时，他说：“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我经常带着学生和敌人周旋，黑夜行军。疲惫不堪的时候，就睡在野地里。我到处为学生张罗食宿，学生们也尽力照顾我的安全。”1940年日军“五·五”扫荡（农历五月五日）后，为了适应斗争需要，高镇五带领300余名学生，转入地下活动。为了躲避敌人的通缉，他隐蔽到乡间秦家村秦孟松家里，坚持为党工作。
高镇五有很高的民族气节和操守，在秦家隐居五年中，正赶上灾荒年。他和秦孟松一家常以草根树皮充饥，而对日军、汉奸、土匪、军阀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无数次威逼和利诱丝毫不为所动。汉奸头子、日本宪兵司令张裕元，利用与高的师生关系，多次用重金聘请他去城里当维持会长，均遭严词拒绝。
高镇五在艰苦的岁月，能始终坚持民族气节和抗日必胜信念的精神支柱，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战开始，他在流亡中见到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心情无比苦闷，曾一度产生过悲观情绪。自从读了《论持久战》后，他的精神大振。他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是我在抗战中从悲观失望的泥潭中走出来的转折点，也是以后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的精神法宝。”
抗战后期，斗争更为艰苦，日军为了垂死挣扎，以更残忍的手段，屠杀抗日民众和爱国人士。他们对高镇五利诱不成，便指使特务夜里恫吓。汉奸头子张裕元、宪兵队长郭洛平，曾带宪兵队围住秦家，企图用绑架的手段逼他。高镇五义正词严地说：“你们要硬抓我走，我就碰死在这里！”张看他软硬不吃，实在无奈，便“扑通”一声跪下，哀求道：“高老师，我求您了，看在师生的情份上，您就出来帮帮忙吧。”高镇五气愤地说：“我是中国人，绝不能卖国求荣当汉奸，日本人到处杀我们中国同胞，我怎能为虎作伥！”张厚着脸皮辩解道：“先生过去不是曾教导弟子：大丈夫能屈能伸、能大能小、能柔能刚吗？现在我们打不过人家，投降是为了曲线救国呀。您不是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现在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呢？”高冷笑道：“你真不愧为我的‘高徒’？我讲的‘能屈能伸’是说做事要讲点谋略，不是让你卖身投靠，认敌为友；我说的‘识时务者’是说要顺应社会潮流。当前的社会潮流，是全国上下，一致抗日，而不是让你去当亡国奴。我给你们讲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你还记得吗？”张裕元张口结舌，无以对答。但仍死皮赖脸地说：“你不走，我就住在这里等你。”这一招，把高难住了。但他灵机一动说：“既然你如此心诚，我就跟你走一趟，但要给我三天时间，做做准备。”张喜出望外，连声道：“好，好！三天后我来接您。”便骑马走了。高镇五松了一口气，匆忙收拾一下，便带着秦朝换（秦孟松之孙，以后做高的警卫员）连夜离开了秦家。
三天后，张裕元再到这里，已经人去楼空，唯有桌子上写着几行大字：
头可断，肢可分，清丰县城不可进，
头可断，血可流，民族气节不可丢！
头可断，血可淌，维持会长不可当！
末尾四个字是“老夫去也”，张气得哭笑不得，猛抬头看见墙上挂着一帧工整的条幅：
竹可焚，不可毁其节，
玉可碎，不可改其白。
张顿时羞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气急败坏地溜回城里去了。
高镇五离开秦家后，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为了他的安全，把他隐蔽起来了。他利用这个时间编写抗日教材和宣传抗日的戏剧、诗歌等，他把满腔的抗日爱国热情、民族气节都倾注到教材和课本之中。《拆城歌》中写道：
九月九，重阳节，
清丰群众把城拆；
拆城不让鬼子用，
免得百姓遭浩劫。
在《识字本》中写道：
国民党，共产党，
两党合作为救亡。
谁抗日，英明党，
谁不抗日要灭亡。
《逃难歌》：
东逃难，西逃难，
东逃西逃都有难。
没有吃，没有穿，
有家难回不得安。
大家都要团结紧，
快快起来上前线。
饿死战死都是死，
战死才是英雄汉！
他还编写了一些小话剧、小戏曲，如《送子参军》、《火烧张村》、《争平等》、《公审张裕元》等，并亲自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宣传队，到处演唱宣传，很受群众欢迎。
这时，他还以一个民主爱国人士身份参加了共产党的整风。后来他在文章中回忆到：1943年整风期间，当时生活很艰苦，但我很高兴，因为我从此明白了教育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明白了教育必须服从革命事业，争取长远利益，从而批判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观点。当时，他曾写过小诗：
任职教育数十冬，
行踪到处受欢迎。
谁知以往多是难，
年逾古稀称整风。
谁谓整风没有成，
土块作枕代曲肱。
席片破帘铺地睡，
常人哪知乐此中？
高镇五进行抗日宣传教育，不仅勤于动笔，而且善于动口，他讲话风趣幽默，妙语如珠。1945年春，日军已自感到了穷途末日，在清丰县城内又修了一道小城。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很是不安，以为日军的城防更加巩固，更难攻破了。高镇五高瞻远瞩，他清楚地看到日军的窘境，风趣地对大家说：“日本人在城内修小城，说明它快要完蛋了，要被打回老家去了。”说着在地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方框解释道：“你们看，这大城套着小城不正是个‘回’字吗？这预兆着他们快被打回老家去了。困在这两道城内，犹如作茧自缚，还能动弹吗？”听他这一讲大家都乐了。接着他又分析形势说：“在国内许多战场上，我们都进入了战略反攻，日本人在中国的处境，已是日暮途穷。在国际战场上，日本在太平洋一败涂地，在东南亚节节失利。日本的同盟国——德国，已彻底战败，苏联红军很快就可抽出手来，和我们一块消灭日本侵略者，你们想想，他们还能蹦几天哪？”这番话把人们的悲观情绪说得烟消云散。高镇五的话，一传十，十传百，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坚定了人们的必胜信念。
在漫长而艰苦的抗战岁月里，高镇五为祖国的抗日救亡和教育事业，奔波操劳，呕心沥血，为党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他作为一个教育家，在冀鲁豫边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侵略和文化侵略中，起到了战场上所起不到的作用。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年过花甲的他光荣地当选为冀鲁豫行署参议员。
1946年，冀鲁豫建国学院成立，高镇五应邀到该院任班主任。临行，刘伯承、邓小平亲自为他送行，鼓励他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努力工作。对此，他曾回忆说：“抗战胜利后，我在建国学院任师范部班主任，该校改为第一师范后，我任副校长，在这个阶段，上级曾先后约请我到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任教，我感到能力薄弱，都谢绝了，我认为做革命工作，与其大事做不成，不如把能做的事做好。”
高镇五讲课，能把一些艰深的理论，讲得浅显易懂。从中外古今，旁征博引，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让学生听得津津有味。他在讲到八股文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束缚学生思想时，举例子说：“清丰县有个二郎庙，有位秀才以村名写了篇八股文《二郎庙》，文中写道：‘二郎者，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老郎之次子也；庙者庙也，人皆以为碑在庙前，我独以为庙在碑后也……’”学生听了哄堂大笑，于是对那种空话连篇的八股文嗤之以鼻。
他还很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以数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向冀鲁豫解放区大举进攻，我主力部队奉命北撤，建国学院也奉命随之迁到聊城五香社庄。由于根据地缩小，物质供应困难，生活十分艰苦，部分学生思想混乱起来，产生了悲观情绪。为做好学生思想工作，高镇五向大家推荐了一篇刘伯承答前线记者问的优秀军事论文《刘伯承纵谈战局》，讲运动战的意义，退却是为了进攻，正像拳头一样，缩回来打出去才能有力，欲进先退，运动中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还列举了一些生动的战例：从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的“退避三舍”，讲到五次反围剿中的诱敌深入，讲什么是运动战。直讲得师生们信心倍增时，他才把拳头有力地一举，大声问：“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同学们一齐高呼：“蒋军必败，我军必胜！”
不久，即传来了捷报：刘邓大军全歼驻大杨湖一带的敌整编“王牌”师两万余人，并活捉敌师长，高闻讯后，兴奋异常，当即赋诗一首以示庆贺：
军事天才刘伯承，
常胜将军显威风。
王牌师长被活捉，
杨湖大战建奇功。
学生们欣喜若狂，拿着他的诗奔走相告，争相传阅。随后，一场以学校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大参军热潮蓬勃兴起，不久便迎来了全国胜利的曙光。
以教育为荣  为人民献身
1949年8月，平原省成立，高镇五为平原省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河南省分会副主席、省教育工会主席。同期冀鲁豫边区第一师范，改为平原省立师范，校址设在新乡，也叫新乡师范，高镇五任校长。这时他身兼数职，政务系身，工作繁忙，但仍坚持亲自为学生上课，如果到校外开会的时间和教课的时间冲突，他就提前上课，或事后补课。就这样，他以崭新的精神风貌继续着他热爱的教育事业。
1949年9月，新中国即将成立，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在京召开，高镇五作为教育界名人应邀参加。会上，他幸福地见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讲话，并作为民主人士代表发了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不少人存在着轻视教师职业的错误思想，中学生不愿上师范，上了师范，又不愿当教师的思想很普遍。对此，高镇五提出了“以教育为荣，以教育为乐”的口号，并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讲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教师无尚光荣。他告诉大家，重教育则国兴，轻教育则国亡，搞好祖国的教育事业，是每个青年人神圣的使命。教育是关系祖国兴亡的伟大事业，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播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还自豪地说：“五十年来，我教过的学生大都成了革命干部，他们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还经常和我密切地联系着，去年我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在怀仁堂的院子里，还遇到我三十年前的学生，我们亲热地谈话，事后我才知道他已是某省的副主席了。像这样的高级干部、专家、学者、英雄、模范，他们会在某种场合遇到我，都亲切地喊一声‘高老师！’然后紧紧握着我的手……。同学们，你们想想，还有哪一样职业，比这种职业更光荣、更幸福、更崇高呢！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怎能不叫人兴奋愉快呢？所以我以工作为荣，以教育为乐，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第一是教育，第二是教育，第三还是教育！”高镇五的言传身教，不仅稳定和巩固了学生的思想，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在他任校长的5年多时间，一批批优秀的人民教师走向了工作岗位。
他很爱护学生，对犯了错误的学生，总坚持正面教育，因势利导。有位学生犯了错误，许多教师主张开除，他不同意，主张给那位学生悔过自新的机会。后来，那位学生参了军，满怀感激之情给老校长写了封信，并寄来一张身穿海军服的全身照片，背后面题了一首小诗：
这张照片，赠给我尊敬的高校长：
您——革命的老人，
青年的方向，
这个人（指照片）在走着
您指引的道路，
在奋斗着
您奋斗的事业。
倘若他有功于人民
请您对他微笑；
倘若他背叛了人民，
请您唾他一口
将他撕掉！
1952年11月，平原省撤销，高镇五调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他却仍舍不得离开学校和他的学生，他向省委领导请求说：“还是让我当校长吧，教学是我的第一生命，我是离不开学生的……。”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高镇五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后期，大会执行主席周恩来公布了一项议程：与会代表自由发言，时间限于10分钟。高镇五第一个从容地走上主席台，从解放后国内的教育状况，讲到普及和提高教育的办法和设想，他以幽默的谈吐，博得全场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和掌声，讲到最后，他说：“我要为党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讲完对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并伸出右手食指勾了勾，代表们一看表，恰好9分钟。全场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毛主席望着这位身穿长衫，学者风度的老人，问总理：“这位老先生是谁？”总理告诉主席：“他就是冀鲁豫边区人民的老教育家高镇五。”毛主席笑着点点头。会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委托杨秀峰送给高镇五一件古铜色的呢子大衣。他感慨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所受到的最大的荣誉，是旧社会里的教书匠所不敢梦想的事情。”
年逾古稀  又获青春
高镇五任教育厅长期间，对全省的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他不顾身兼14职的繁忙事务，仍挤时间到各地市农村的各类学校视察走访，为加速全省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大力提倡群众办学，并总结群众办学的好处是：
1. 因陋就简，满足儿童入学需要；
2. 就近读书，减轻学生家庭负担；
3. 结合生产，便于联系实际；
4. 校设乡村，便于了解情况；
5. 群众集资，节省国家开支。
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全省扫盲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1956年4月，对高镇五来说是终身难忘的时间，他终以77岁高龄，实现了自己几十年来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仪式上激动地说：“我是个走科举道路的封建社会里的穷秀才，是一个在旧社会里壮志难酬，潦倒落魄的旧知识分子，是共产党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并把我培养成为共产主义新人，我决心把我的一切献给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奋斗终生。”还即兴赋诗一首：
七十七岁一老人，
今日入党是青春，
执教不辞劳和苦，
誓为革命献终身！
1956年5月1日，《河南日报》发表了高镇五的《我的入党感想》，文中认真地回顾了自己寻求真理，追随革命，由一个封建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抒发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比热爱、无限忠诚的炽热感情，表达了他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
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来不搞特殊化。组织上为照顾他，给他配了小汽车，他却很少用，常常步行去开会。他嘱咐子女：“一定要听共产党的话，搞好工作和学习，完成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并要求他们，不要靠大人吃饭，要自己闯人生的路。
1957年，刘少奇视察河南，接见了高镇五，肯定和赞扬了他的工作，勉励他永葆革命青春。
1957年春，高提出了关于教育改革的十条建议。万万没有想到，在反右斗争中，竟作为“十条罪状”公开批判，并无限地延长了他的党员预备期。这对他无疑是一次莫大的精神刺激，但他依然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着，向自己提出了“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要求。
1960年11月，他被调任省政协副主席，虽年已八旬，但工作热情丝毫未减，坚持正点上班，正点工作，每会必到，生活、工作极有规律，正如他诗中写的：
每日早起六点钟，
洗罢手脸院中行；
左盘右旋千百步，
不怕雨雾不怕风。
一年四季常如此，
劳动习惯已养成，
老汉今年八十整，
身体健康脚下轻。
他还总结了一套长寿秘诀：
饭后千步走，不吃烟和酒，
早睡又早起，穿带随气候。
清心又寡欲，快乐莫犯愁，
不需长寿药，自然得长寿。
为了加强新老干部团结，他还以幽默的笔调写了副对联：
老前辈莫倚老卖老，当吸取青年精神；
新后生休以新夸新，应学习老者经验。
横批是：取长补短。表现了他高尚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66年4月14日，德高望重的老革命教育家高镇五同志，与世长辞了。临终前他留下了这样的遗嘱：“在我工作和有病期间，党对我照顾非常周到，我感激党的关怀，……我有两个要求：一、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死后要响应党的号召，把我的尸体火化；二、我死后，要求党组织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在遗嘱中充分表现了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
1981年7月25日，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决定为高镇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按期（1957年 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这位前清的秀才，民国的先生，抗战中的民族志士，建国后的老教育家，共产党员高镇五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教育思想、教育事业与教育成就，以及为共产党为人民做出的贡献，像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