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颂本名宋言正。1920年生于南乐县谷金楼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入私学读书，1935年高小毕业后通过南乐县小学教师招录考试成为小学教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在本村任党支部书记，后调任中共南乐县五区区委委员。1939年6月调直南特委工作。1940年4月，冀鲁豫区党委成立时，任直南地委任组织部副部长、地委委员。此后，他先后又担任过冀鲁豫区六地委、四地委、八地委组织部长，八地委副书记，期间兼任过濮阳县、昆吾县、滨河县、清丰县等县的县委书记。1949年3月随军南下，担任过鄱阳地委副书记，贵阳地委副书记、书记，贵州省委副书记等职。
        1940年，日军对冀鲁豫中心区发动“五五”大“扫荡”，在濮阳县建立了据点，濮阳县境内各种反动势力猖獗肆虐，党的工作一时陷于停顿。那时候，他是直南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地委委员。10月，冀鲁豫区党委任命他兼任濮阳县县委书记，担负恢复濮阳县党的组织、领导敌后抗日工作的重任。他临危受命，在接到通知的当夜即赶赴濮阳县上任。在濮阳县，为了布置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他甚至亲自潜入敌人据点。处在濮阳城南60华里的两门镇，是敌伪重兵设防的一个大据点。敌人经常从这里出动，骚扰濮阳、滑县的广大农村。一天半夜，他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地点和暗号，一个人翻寨墙进到据点里，主持召开了据点内党支部会议，布置了了解敌情、分头做伪军反正工作等任务。不久，该党支部成功争取了两名伪军小头目，还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特别是获取了敌人第三次“治安强化”的具体内容和即将对沙区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的重要情报，使根据地的机关、部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的应急措施，及时跳出了包围圈，避免了一场巨大的损失。因为他有勇有谋，工作上很有一套，在他的领导下，濮阳县党的各级组织迅速得以恢复，抗日形势也逐渐好转起来，他深得同志们的敬重。他个子高，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长宋”，他的同乡、中共濮东工委书记宋乐三因为个子矮小则被称为“短宋”。但是他改名为常颂，不仅是取“长宋 ”这个外号的谐音，而是还另有缘由。他在濮阳县郎中一带活动时经常住在郎中集上的村长常明泰家里。常明泰是位开明爱国人士，积极支持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常明泰的儿子常景岚是教员，思想进步。他和这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发展常景岚入党，与其成为并肩战斗的战友。有一天，敌人突然到常明泰家中抓人，他跳后墙逃脱，常景岚不幸落入魔掌。常景岚受尽酷刑，威武不屈，惨遭杀害。他闻迅万分沉痛，流着泪跪倒在常明泰的面前：“景岚是个好同志。您有这样的儿子值得自豪，我为失去这样的战友和弟弟而难过。景岚的死，是党的损失，革命的损失。请您老人家放心，景岚死了，您就是我的亲父亲！”从那以后，他即奉常明泰为父，改名为“常颂”。1956年仲秋，他已经是贵州省委副书记了，他写信给常明泰说：“敬爱的父亲，为了便利工作，织织决定搬家属进城，请您来贵州吧，看看南国风光，安度晚年……。”接信后，常明泰去贵州，他称常明泰为父亲，食宿安排十分周到。他的生父曾专程从南乐到濮阳郎中看望常明泰。两位老人在一起无话不说，亲如手足，两家人确像一家人一样。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冀鲁豫边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年底，国民党新五军占领豫北、冀南等地。面对气势汹汹的来犯之敌，各级党委坚持“区不离区”、“县不离县”、“村不离村”的斗争方针，决心保卫革命果实。那时，常颂是八地委组织部长。他没有留在已经撤到安全地带的地委机关，而是带领一支小部队插入敌后，打起了游击。他的举动，极大鼓舞了坚持坚持在敌战区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斗志。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及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的胜利形势，中央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以有秩序地管理新解放区。1949年3月，冀鲁豫区党委从四、八地委和七分区抽调地、县、区各级干部800余人，组成南下干部支队一大队，由常颂任政委随二野五兵团渡江，接管江西赣东北鄱阳地区。5月中旬，到达鄱阳地区后，常颂任鄱阳地委副书记。8月下旬，南下干部支队一大队在鄱阳地区吸收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并经过一个月的整训，改番号为西进干部支队一大队。9月底，这支队伍由常颂等带领，随二野五兵团向贵州进军。西进途中组成了中共贵阳地委、专署、军分区的领导班子，常颂为中共贵阳地委委员、副书记。11月底，队伍到达贵州修文，中共贵阳地委、专署、军分区同时开始办公。解放之初，贵阳地区匪情严重，国民党潜伏特务、匪军残部纠集地主恶霸、反动社团、惯匪、地痞流氓、乡保武装，欺骗裹胁部分群众，经常策动反革命暴乱。1950年3月，地委成立剿匪委员会，常颂任副主任。3月25日拂晓，匪“贵州人民反共救国会”3000余人攻打地、专机关所在地——花溪。常颂要求既要有坚强的信心，又要作最坏的准备，突围时每人都留下最后一颗子弹，宁可牺牲也不当俘虏。他与地委其他领导一道，将为数不多的指挥员、通信员、机关干部组织起来，配合部队激战数小时，将敌击退。在剿匪委员会的指挥下，又接连打了一系列漂亮仗，平息了反革命暴乱，镇压了一批首恶分子，局面才稳定下来。此后，他又参与领导了贵阳地区的土地改革、恢复农业生产等工作。1952年5月，常颂被任命为中共贵阳地委书记。1956年2月24日，又被任命为贵州省委副书记。他为贵阳地区、贵州省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及社会主义改造做出了突出成绩。
        常颂从19岁当县委书记起，一直担任党的重要领导工作。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在华北时，他一年四季穿一身粗便衣。从华北南下时，组织上给他安排两匹马，但他很少骑，多是让病号骑，或是给体弱的同志驮背包。他的行李很简单，一个马褡，一床棉被，一床夹被，一件破大衣。在半路上，他的棉被丢了，一个冬季他就盖那床夹被和破大衣。到贵州后，警卫员看着心疼，悄悄给他领了一床新棉被，他坚决不要，叫退了回去。他那个马褡子用来装简单行李。配了小汽车后，就从马背上搬到汽车上，一直用到患病住医院。一双穿了多年的破布鞋改成的拖鞋，在一次下乡蹲点时警卫员未带回，他很惋惜。他的伙食很简单，经常和蹲点的干部群众同吃。他在花溪吉林村蹲点时，机关管理员给他送了一些面粉、豆腐、粉条等，他说不要特殊照顾他，叫把这些东西全部拿回去。南下前，他长期没回过家，家里房子漏雨，没法住了。地委办公室负责人瞒着他给修了一下，他知道后说这样做不好，应该照顾那些更困难的同志。发衣服，他个子高，衣服短，给他另做，他不肯，就在下边接一接再穿。一次去某县检查工作，找不到床，县委负责人把自己的床让给他睡，他不肯，就在一个小房间里搞了个草地铺。有一次从北京开会坐飞机返回，重庆宾馆写下请柬，请他住宾馆，要设宴请他，他当即就谢绝了。他患病住院，和一般医务人员、工人交上了朋友。他历来公私分明，决不多领用公家的任何东西。省委机关给他发的网球拍，他得知是从香港进口的，价格昂贵，就退了回去。兼任军分区政委时，按规定每年要发给他一套军衣，他坚决不要，说地方已经发给他一套军衣，不能再多要了，直到军队授衔时，别人说总不能穿着便衣去授衔吧，他才要了一套。
        1958年，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他风华正茂、年富力强，正是为党更好工作，为人民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病魔却缠住了他。1959年3月14日，常颂在北京逝世，年仅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