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贯同情和支持朝鲜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统一的斗争，同时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朝鲜的统一问题十分复杂，必须慎重处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曾几次提醒来华访问的朝鲜领导人，如果爆发战争，应估计到帝国主义会干涉。

　　朝鲜战争最初阶段，在朝鲜人民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冷静地观察局势的发展，估计到这场战争将不会轻易结束，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作“未雨绸缪”之计。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委决定，迅速调集20多万野战军，组成东北边防军；同时向苏联订购武器装备，加快空军、炮兵和高射炮兵等特种兵建设，制订防空计划。随着朝鲜交战双方在釜山地区陷入胶着状态，战争长期化的趋势逐渐显露出来。为应付朝鲜战局可能出现的不利变化以及朝鲜方面届时可能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在8月4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作出国作战的准备。他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

　　从8月27日起，美军飞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进行侦察并对我境内目标进行轰炸和扫射，造成我财产损失、人员伤亡。这是美国准备扩大侵朝战争规模的一个信号，中国的安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9月中旬，大批美军在朝鲜半岛西海岸仁川登陆，截断朝鲜人民军南进部队的后路，战局急骤逆转。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30日，又全线进抵三八线。美军是否会越过三八线，把战争扩大到整个朝鲜，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事实上，美国最高当局在9月27日已向侵朝美军下达了在三八线以北实施军事行动的指令，而中共中央也很快得到了准确情报。

　　9月30日，经毛泽东决定，周恩来发出严正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凌晨，周恩来又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郑重指出：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应该即刻停止。当日下午，印度外交部长巴杰帕伊就将周恩来的谈话透露给英国方面，并说他相信这是中国的“最后决定”，美军越过三八线，就意味着朝鲜冲突的扩大。当晚，美国政府就从英国方面收到有关信息。

　　但是，美国低估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美国最高当局的判断是：中国没有能力单独与美国对抗，只要苏联不采取军事行动，中国作为苏联的盟国也不会出兵援朝。继10月1日大批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后，美军于7日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方大举进犯，并迅速向朝中边境推进。在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朝鲜政府和金日成首相在10月1日和3日写信和发电报两次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支援。斯大林也于10月1日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国派遣部队援助朝鲜。由于苏联不愿因公开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这就使得中共中央要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出抉择。

　　10月上旬，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研究是否应朝鲜政府请求出兵援助的问题。当时，我国的情况是，经济恢复刚刚开始，物资极度匮乏，财政状况甚为困难，新区土改还没有进行，人民政权也没有完全巩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海、空军尚处于初创阶段。而我国如要出战所迎击的却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以最能反映综合国力的工农业总产值比较，1950年美国是2800亿美元，而中国仅有100亿美元。在军事装备方面，美国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的后勤保障，而我军基本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水平。

　　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会不会“引火烧身”，“惹祸上门”，使国内经济建设不能进行？这些都是必须严肃考虑的重大问题。

　　军情紧急，压力巨大，决策异常艰难。是否出兵入朝作战，中共中央的决策经历了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10月2日，毛泽东亲自草拟了一份长电报回复斯大林前一天的来电，内容是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并说明援朝的必要性、初步的战略设想和对参战前景的估计。然而，这份对志愿军入朝作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电报并未送交苏联方面。这是因为在当天下午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对出兵的问题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拟好的电稿被搁置下来。会后，毛泽东召见苏联大使罗申，让他向斯大林转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意见：现在派遣志愿军援助朝鲜可能会承担极其严重的后果，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目前最好克制一下，暂不出军队，同时积极准备力量。毛泽东还特别说明：“我们将召开一次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由于事关重大，他要求立即派遣周恩来和林彪赴苏直接同斯大林磋商。10月4日和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上充分发扬民主，与会者经过慎重讨论，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最后取得一致的认识，作出了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的决定。

　　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认为，尽管存在着严重困难，出兵还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如果让美国侵略军占领整个朝鲜，强兵压到鸭绿江边，我国将难以安定地从事建设，而且放任美国侵略军这样恣意践踏世界和平、欺凌友邦，于中国、于东方各国都极为不利。我军出战也存在着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士气旺盛；我军兵源充足，一贯能够以劣势装备战胜装备优良的敌人，有丰富的战争经验、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不怕牺牲、不畏艰苦的勇敢作战精神；战场背靠我国东北，后勤支持近便；而美军虽然武器先进，但兵力分散，补给线长，战斗意志不强。

　　关于参战的前景，毛泽东指出，必须从战略上作好两种准备：第一，既然决定出兵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就力求“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美两军将在朝鲜境内交战，“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他估计：“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在准备应付最不利局面的同时，中共中央也估计到，由于中苏同盟的存在，如果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就会变为全面战争，变为世界大战，但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并不很大。中国出兵顶住美国的进攻势头，挫其锐气，就可能使战争局部化，然后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正如周恩来稍后指出的：“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

　　在中共中央决策期间，出兵的准备工作一直在紧张地进行着。10月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商议部署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为统一思想，贯彻中央决策，他强调指出：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10月8日，在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待命出动；同时，电告金日成：“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三八线是一条底线。毛泽东后来回顾说：“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10月8日，周恩来乘飞机赶赴莫斯科。访问苏联期间，他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商谈了中国出动志愿军抗美援朝的问题，苏联给予军事援助并向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等问题。由于斯大林在磋商开始时表示，苏联空军尚未作好准备，要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后才能出动，中国方面也再次考虑了出兵时机。10月13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中央政治局一致得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结论。苏联方面在得知中共中央已决定立即出兵后，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并同意派遣苏联空军到中国帮助防空和训练，但苏联空军不入朝掩护志愿军作战。18日，周恩来返回北京向中央汇报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当晚，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入朝作战的正式命令。

　　出动志愿军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党作出的最艰难的决策。在决策过程中，党内民主得到充分发扬，党内思想由此达到统一。志愿军各部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普遍举行了誓师大会，以昂扬的斗志作好了出发迎击最凶恶敌人的战斗准备。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