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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的大众剧社

发布时间: 2018/5/1 21:43:33   作者:郭正义   来源:清丰县委党史研究室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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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濮阳地区的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十分活跃,是抗日斗争中的一条重要战线。其中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大众剧社(简称大众剧社),足迹踏遍濮阳大地,以灵活的表现形式,独特的艺术风格,真实的演出内容,广播抗日火种,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在濮阳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大众剧社的成立

1938年6月,中共清丰县委为了加强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指定共产党员王鸿猷(王嘉谟)、刘香斋(刘冀峰)组织成立了清丰县抗战剧团。王鸿猷、刘香斋分别任团长和指导员,演员60余人。抗战剧团成立后演遍全县的许多乡镇,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1939年2月,逯昆玉、平杰三、唐绍卿动员自己家乡清丰县南店上小学、内黄县井店小学、南乐县唐王庄小学的学生参加组建了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宣传队,共有队员20余人,周燕任指导员,董西华为教员。演出形式主要是唱歌、跳舞及小型话剧。

1939年初,国民党清丰县党部为了取消共产党对抗战剧团的领导,强行将指导员刘香斋调出,并拟挤走团长王鸿猷,将抗战剧团由县救国总会建制划归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1939年4月,根据直南特委指示,王鸿猷率领全团大部分成员奔赴濮阳和救国总会宣传队合并,正式成立大众剧社,王鸿猷任社长,魏光安任指导员,演职员60多人。1939年6月,清丰、南乐两县相继成立了大众一分社、二分社,各有30人左右。两个分社于1940年5月又合并到大众剧社,大众剧社演职员达到160余人。

二、大众剧社在宣传抗日唤起民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众剧社成立后活动在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及周围的地方,有时还到鲁西南演出。剧社所演的豫剧和坠子节目都是结合当时的形势创作的,如豫剧《骂寇》等抗日内容的革命现代戏剧目就有10多个。还有舞蹈、独幕话剧、街头小剧、歌曲等。同时,还到学校、成人识字班中去教唱,组织辅导儿童团、姊妹团演唱,广泛地进行抗日宣传。演唱的歌曲有:《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抗日战歌》、《到敌人后方去》、《军民合作》等,这些歌曲慷慨激昂,铿锵有力,唱出了群众的心声,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1940年6月,顽军石友三部重占濮阳县城,并控制了濮阳、清丰以东地区。在日伪军的煽动下,反动会道门“快刀会”和土匪武装蜂起,一时形成敌、伪、顽、会、匪“五鬼”闹边区的严重局面。面对险恶的环境,大众剧社专门排出了进行民族气节教育的话剧《儿子做错了》。剧中主角儿子是抗日民主政府区长,对多年熬寡供养他读书、教诲他爱国的母亲非常孝顺。敌人将其母亲抓进县城,模仿母亲的字迹写信给儿子,儿子信以为真,化装进城探母,上了敌人的当。母亲见到儿子前来,当面揭穿了敌人的阴谋,教训儿子保持民族气节,宁死不屈。儿遵母训视死如归。这一剧目对观众和演员本身都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王鸿猷社长连夜写成《皖南事变事实真相》坠子书,很快由任怀顺唱出来,又改编成同名豫剧到各地演出,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形势有了清醒认识。

1941年4月12日,日军对沙区开始疯狂“扫荡”,施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使沙区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大浩劫。4月底,反“扫荡”结束后,为号召沙区人民团结一致对敌进行坚决斗争,克服失望、恐惧、埋怨情绪,保卫和巩固边区抗日根据地,大众剧社集中力量编排了《沙区扫荡》三幕豫剧。随后到各地演出,引起强烈共呜。每当演到敌人用机枪点名、把人捆起来填井、用刺刀刺杀时,台上台下一片哭啼声、愤怒声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吼声,当演到八路军反击时台下一片掌声。剧社演到哪里,哪里的群众纷纷为沙区人民募捐,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要求扛枪杀敌。

1944年8月,大众剧社在恢复组建后的两年里,大胆改编了传统剧目《反徐州》,陆续改编了古装历史豫剧《风波亭》、《梁红玉》、《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新编现代豫剧《崔志德参军》、《血泪仇》,深受群众欢迎。尤其是《血泪仇》,在边区各地连续演出数十场,反响极为强烈。

三、大众剧社为革命事业培育出一大批优秀干部大众剧社既是一个战斗宣传队,又是一所革命学校,为党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剧社里的社员是由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儿童团员、姊妹团员以及学校中的积极分子组成的,大都是青少年。他们满怀抗日热情,离开了家乡,在这所学校里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文化知识。剧社还特别注重到实践中去学习,“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经受住了艰苦环境的锻炼。大众剧社在前后6年时间里,为党培养出400余名干部,这些干部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同时,大众剧社为革命事业付出了沉重代价。在1940年5月反“扫荡”中,社员王国卿、李化治献出了自已年轻的生命;1941年“四一二”沙区“扫荡”中,社员唐录、唐琴、王万聚光荣牺牲,靳国贤、陈高运负重伤;1942年“九二七”大“扫荡”中,社长王鸿猷为国捐躯,指导员魏光安负重伤。这段时间牺牲的还有队长邢桂兰(刘金星)、社员刘千锋、王萃等。

四、大众剧社的几点经验

大众剧社之所以能在极其艰苦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战胜艰难险阻完成其历史使命,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了抗战到底和彻底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念。大众剧社的社员们吃的是小米杂粮,睡的是柴草地铺,经常挨饿受冻,被子和衣服还都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一旦大“扫荡”来临,几乎天天转移,夜夜行军。一时被敌人冲垮了,就重新串联起来,掩埋好战友的尸体,继续投入新的战斗。他们就是这样以抗战到底的坚强信念,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不息的。

(二)坚持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大众剧社每到一处,社员都自觉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群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加深与群众的感情。同时,剧社的生存成长更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在建立初期,抗日民主政府尚未建立,剧社就深入到农村去,依靠群众解决了生活问题。新政权成立后,敌人为了摧毁新生的抗日民主政府,占据了重要交通线及沿线城镇,严密封锁抗日根据地。大众剧社就深入到农村,吃住在群众家里,一切全靠群众供给。每次演出,农民群众积极帮助搭建舞台,筹备道具。大“扫荡”来临,剧社的社员就与群众一起备战、逃难,群众把他们认做干儿子、干闺女、把兄弟、干姐妹,亲同骨肉,一旦遇到危险情况,群众就竭尽全力掩护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三)坚持了大众化的文艺道路。为了适应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口味和要求,大众剧社除运用演讲、标语、漫画等宣传手段以及歌、舞、话剧、双簧、哑剧等现代文艺形式外,还重视与采用了豫剧、坠子、大鼓、数来宝、莲花落、拉洋片以及高跷、秧歌、花船等多种多样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宣传革命内容,而且走到哪里教到哪里,收到良好效果。

(四)坚持了灵活机动的活动方式。大众剧社根据形势变化运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宣传。环境允许就集中起来学习、排练,为边区的重要会议、重大庆典、重大战役的胜利演出,为驻地群众演出;环境险恶的情况下,就缩小目标,分成若干个说唱组、标语组、宣传工作组等,有计划地在根据地中心区或到接敌区、敌占区乃至敌人据点周围活动;敌人扫荡时,分散隐蔽起来,逐人逐户作个别宣传。为了保全自己瞒过敌人,剧社的女社员都剃了光头,打扮成男孩子。每到一个地方社员还很注意学习方言土语,和本地群众语言一致,并且每人都学会了一口流利的“瞎子语”,以便在危险时刻用它来传递消息,商量对策。这些灵活机动的方法,保障了剧社的成长壮大、深入持久地开展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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