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在北平求学的人大概都会记得，1948年8月9日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北平全市进行过一次疯狂的大逮捕，各高等院校100多名莘莘学子被投入草岚子监狱中。当时年方21岁、正在北师大就读的我，也没有躲过这一劫，和难友们一起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严酷考验。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回首往事，仍然思绪万千。
全城白色恐怖 疯狂逮捕学生
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战争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这时，“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这是毛泽东1947年5月30日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中所说的话。
事实正是这样。北平一直是爱国学生民主运动的中心，风起云涌的学潮使国民党反动派丧魂落魄，必欲镇压下去而后快。1948年7月31日，国民党教育部给各大专院校发出密令：务望各校当局鉴于局势严重，将校内共产党嫌疑分子或接近共产党别有企图分子，不论员生，均应视为危害分子，在此暑期内，分别处理，务望肃清。
8月初，“华北剿总”在北平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有北平、天津两市政府、国民党党部、警备司令部、军统、中统特务机关以及宪兵司令部的负责人参加。会议根据国民党教育部的密令要求，决定近期逮捕学校内的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
8月10日，国民党中央对各地行政治安机关颁发命令，公布《清除匪谍安定秩序四项注意》，其中规定：“司法警察机关依法逮捕被告时，如确有事实，足信有人在内犯罪，情形紧迫时，虽无搜索票，亦得径行搜索住宅或其他处所。”该命令进一步明确了警察特务可任意搜抓无辜平民和学生而无需任何法律手续。
在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之后，就在8月12日这天，蒋介石特派青年部长陈雪屏携带“清匪除奸”密令飞来北平，向北平有关方面传达并布置逮捕进步学生事宜。陈雪屏下飞机后，径直来到北平警备司令部找司令陈继承，命令他紧急召集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开会。到会的有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书记长吴铸人、北平市长刘瑶章、警察局长杨清植、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师范大学校长袁敦礼等。参加会议的还有“华北剿总”的代表以及警备司令部秘书长邓继禹、稽查处长倪超凡。会上，陈雪屏首先宣读国民党最高当局下达的“密令”：迅速逮捕“共党分子”，要求各院校协助，保证完成。
在紧锣密鼓地布置停当后，北平市于8月19日开始了大逮捕。这天清晨，国民党的军（陆军）、警（警察）、宪（宪兵）、特（特务）大举出动，将北大、清华、师大、燕京、中法、辅仁、铁道学院、朝阳学院、华北学院、北平艺专、中国大学等11所大专院校所有的校门统统包围封锁，并在各个街道张贴布告，以杀气腾腾的语言告示逮捕共产党学生，还在各个城门设卡，由军警逐个盘查过往行人，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城。
当天，北平国民党的报纸《华北日报》以《传讯匪谍今开始》的大字标题，刊登了“中央社”讯：“北平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奉行政院命令清除潜伏后方匪谍后，特依职权，检举各院校之职业学生，依法传讯，其情节重大且有逃亡之虞者，依法签发拘票，径予拘捕。”下面列举了各院校拘传名单，共250人；8月20日，又公布了第二批名单，共75人。
北平高等特种刑事法庭（简称特刑庭）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疯狂镇压人民的对外公开组织。1948年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随后，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相继成立特刑庭，专门审理所谓“危害国家”的政治犯和重要的经济犯。在“红帽子”满天飞的情况下，进步学生就是他们镇压的重要对象。北平特刑庭设在中南海颐年堂内，对学生的审讯在那里进行。
面对气势汹汹、突如其来的大迫害，中共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和各院校地下党组织沉着应战。他们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和被拘传名单，断定国民党特务机关并没有掌握地下党在各院校的组织系统线索。列入黑名单的大都是在历次学生运动中出头露面的人，其中有地下党员和“民青”与“民联”的盟员（“民青”与“民联”系地下党外围秘密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与“民主青年联盟”的简称———笔者注），也有思想进步的学生。在动员群众开展反迫害、反逮捕斗争的同时，要迅速把上了黑名单的党员、盟员和进步学生撤离学校，转移到解放区去，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在地下党和学生自治会领导下，各院校学生英勇顽强而又机智巧妙地运用多种方法，进行了反逮捕斗争，使列入黑名单的党员、盟员和进步学生大部分安全转移。但是，也有一部分列入黑名单的学生在校园内外落入敌人的魔掌，还有一些未列入黑名单的学生也被逮捕了。总计被捕学生达100多人。
当时正在北师大就读的我也被捕了。不过，我并未被列入黑名单，也不是“八一九”被捕的，而是在两个多月以后的1948年11月2日，因为一封信件，“内多攻击政府，并为奸匪宣传之词句，经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检获，令北平警备总司令部电转侦办到庭”（特刑庭《起诉书》语）。正是因为我“犯罪”的“证据确凿”，在我被捕初审时就决定“收押”，罪名是“危害国家”，收押理由是“恐逃”。在我被捕的第三天，即11月4日，我的案子便被“提起公诉”。《起诉书》称：“核其行为，实有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第六条之犯嫌，合依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条例第二条、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一项提起公诉。”在100多名被捕学生中，我是第二个被“提起公诉”的，第一个是北平艺专的冷兆凯同学，他是从张家口解放区潜回北平越过封锁线时被捕的。也正是因为我的“证据确凿”，在其后陆续释放学生中，我都无缘，最后一直把牢底坐穿，在监狱中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当时，各院校被捕学生被集中关押在草岚子胡同的“北平高等特种刑事法庭看守所”内。这座监狱是全国闻名的一所特别监狱，人们称呼它为草岚子监狱，专门关押政治犯及其他重要犯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这里就是关押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地方（当时叫“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殷鉴、胡锡奎、刘澜涛等60多位老一辈革命家就曾被关押在这里，和敌人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我们这些后进者学习的榜样。
这个特刑庭看守所由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管辖，环境比一般监狱更为恶劣，压制更为凶狠。两扇黑漆大门坐南朝北，紧紧关闭，旁边留有一个仅容一人出入的小门。门口有荷枪的士兵站岗，大门内有一条不长的甬道，东西各矗立着一道高墙，给人以阴森森的感觉。在甬道中段西侧，又是一个只容一人出入的小木门，门对面高高的砖墙上写着四个大字：“法外施仁。”低头钻进小门，向西又穿过一道木栅栏门，是一个宽阔的院落。北边一排牢房叫“甲所”。院落西边有一座小楼，中间是连接着前院和后院的通道。楼下向南北延伸的两排牢房叫“乙所”。楼上是看守所办公和非正式传讯犯人的地方。后院西边又有一排牢房，叫“丙所”。四周高墙上是密匝匝的电网。
犯人进入牢房前，要聆听看守长的训话，然后是搜身，由监房看守将犯人随身携带的钱物和手表等悉数没收，钢笔、纸张和学生证章（校徽）等也被搜去，连腰带、鞋带也要解下。当听到哗啦一声响，牢门铁锁打开了，犯人就会被重重地一掌推入“号子”，又是哗啦一声响，牢门上锁了，犯人的铁窗生涯便开始了。被捕的学生就这样一个个坠入暗无天日的黑牢中。
非人生活待遇 学子饱受折磨
“草岚风雨记曾经，墨面囚徒共一棚。恶食充饥难果腹，深宵拥被聆天明。横眉冷对刑庭审，以沫相濡战友情。历尽劫波重聚首，欣逢盛世庆升平。”这是我在纪念“八一九”55周年时与尚健在的北京难友们聚会时写的诗句，诗中描写的狱中生活情景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草岚子监狱中的生活环境极坏。每间牢房只有一丈见方的空间，低矮的通铺占去了五分之四地盘，七八个犯人挤在这张通铺上，只能侧身而卧，连翻身的地方都没有。通铺前只有二尺宽的立足之地，地下阴暗潮湿，还放着一只没有盖子的马桶，散发着浓浓的霉臭味。牢房后墙上有一个小铁窗，前面是铁栓铁锁紧闭的牢门，门的上端有一个小洞口，每天由“下地的”（被监狱认为罪状较轻可以下地在牢房外行走的犯人———笔者注）由此洞口给送两顿饭。每顿饭每人只有两个带有霉味的玉米渣窝头和一块咸菜，窝头常常是馊的、发霉的，上面还往往粘有耗子屎和死苍蝇。我们喝的每天只有一杯蒸锅水，不仅量少，而且又苦又涩，难以下咽。
最使人为难的是每天早上的解便，在半小时内，“号子”里所有的犯人要解便完毕。这时，犯人们依次大小便，满屋臭气熏得人头脑发昏。在众目睽睽之下，每人必须在三五分钟内便完，倘一人多占点时间，便会给别人造成紧张。更难为人的是解手的姿势，平常人们入厕，或蹲坑或坐马桶，身子是落到实处的，而这里的“马桶”，实是个里里外外都沾满粪便的粪桶，通便时只能用“骑马蹲裆式”，身体要与它保持一定距离，悬空运作，这样不仅感到使不上劲，而且蹲上两三分钟，两腿就会酸麻难忍，其难受程度可想而知。每当我看到难友们憋着气，使着劲，脸胀得红红的，额头青筋蹦起，仍难通便时，一股悲愤之情就充满了胸膛。
犯人们在监牢里不许读书看报，不许互相交谈，如有违者，一经发现，便被呵斥、辱骂。每天只有20分钟放风时间，这时牢门打开，犯人们被允许到院子里行走，四周兵士持枪对着我们这群赤手空拳的囚徒，虎视眈眈，如临大敌。我们只能缓缓行走，怒目冷对。
进入冬季，天气转寒，牢外北风怒吼，“号子”内滴水成冰，犯人们陷入饥寒交迫的痛苦境地。但这种极度艰难困苦的环境，压不垮进步学生的战斗精神，只能锻炼我们与敌人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勇气。我们经常轻声传唱解放区的歌曲，也小声合唱熟悉的学生运动歌曲：“生，我们要站着生，站着生；死，也要站着死，站着死。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
徒手进行斗争 监所频发怒吼
面对看守所对犯人的非人待遇，学生们在这与世隔绝、暗无天日的地方，不断发出正义的抗争，使得看守们手忙脚乱，仓皇应对，迫使他们不得不对犯人们的生活条件略作一些改善。
8月底一天的中午，“下地的”刚把窝头送进“甲所”的各个“号子”，突然间，从一个“号子”内把那馊了的窝头从牢门小洞口给扔了出来，接着各个牢房也纷纷把那些馊窝头给扔了出来。看守见状忙问：“你们要干什么？”学生们众口一词地回答：“这是人吃的东西吗？”“我们是人，不能允许你们这样虐待我们！”看守急忙报告了看守长。姓高的看守长大声喊叫着：“谁闹事，给谁加镣！”这一来更激怒了学生们，大家抗议的吼声更大了。各牢房学生们的抗议声浪像冲开闸门的洪水一样，从一个个小洞口倾泻出来。“我们要吃人吃的东西！”“我们要水喝！”这时，老奸巨滑的李所长来了，他看到这个局面不好收拾，便劝说：“同学们，不要闹了，有事好商量。”有人建议把学生集中在一起，便于谈判。李所长命令打开各个牢门，学生们来到“甲所”南面一个堆放杂物的大间空房里，共约四五十人。李所长装出一副慈善的面孔，对大家说：“同学们看到院里墙上‘法外施仁’四个大字没有？这是政府的态度。只要你们老老实实不闹事，生活上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尽量关照你们……”大家乘势把各种意见像连珠炮一般向他抛了出来。李所长忙说，请同学们找个人把大家意见记录下来，交给我，以便研究。说完，他和看守长都离开了，只留下几个看守监视着我们。这样一来，这间大房子变成了会场，四五十位难友开起会来。大家推举在“八一九”之前被捕入狱的朝阳学院丁治和清华大学徐芳伟（古进）把大家意见集中整理成三条：一是窝头要给新蒸的，不要变馊发霉的；二是把马桶从“号子”内移出；三是允许犯人看书看报。大家一致决议：在上述要求未实现前，坚决“罢食”。这是一次同学们在监牢里的集会，冲破了监所内沉闷的空气，各院校的同学们互相问候、打气，仿佛回到了在校园时自由呼吸的天地。最后大家齐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战斗的歌声震撼着整个牢狱，大长了学生们在敌人屠刀下斗争的勇气，直到唱完歌曲，看守们才让学生们分别回到“号子”里。
这次斗争是同学们自发组织起来的，其中地下党员和民青、民联盟员发挥了带头作用。对于同学们的意见，李所长很快作出答复：“一、伙食要求照准；二、马桶移出‘号子’；三、可以看教科书。”斗争取得初步胜利，更加鼓舞了大家团结战斗的信心。
由于监所卫生条件差，整天见不到阳光，犯人们白天只能静坐，不能活动，再加上严重的营养不良，大家体质急速下降。如果患病，不能及时救治，就得听天由命。一旦不能战胜死神的威胁，那就只有饮恨长眠了。
1948年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从我住的“丙所”十号牢房隔壁突然传出痛楚的呻吟声。原来，隔壁的“号子”是一间专门收容病患者的牢房，“丙所”患病的难友都被隔离在这里。
与我同牢房的清华大学李咏愤愤地说：“我进来两个多月，已无声无息地抬走三个无辜的牺牲者了！”来自东北辽东学院的刘洋气得叫喊起来：“他妈的，简直不把我们当人看待，死一个人还不如死一条狗！”
隔壁这位患病难友叫张本，因何故被捕不清楚，我们只知道他是监狱里的“老资格”了。那天，他的腹部剧烈地疼痛，他的呻吟声渐渐地剧烈起来。
“丙所”的犯人，特别是学生，对国民党监狱视犯人生命为儿戏的做法，早就忍无可忍了。“闹！我们要闹，闹他个天翻地覆！”刘洋大声喊道。
怎么把大家组织起来和监所作斗争呢？我们“号子”的同学们想出个“打土电话”的办法，就是先由我们把意见通过铁门上方的洞口悄声告诉斜对面的“号子”，再由他们转告对面的“号子”，这样交叉传递消息，可以很快地传遍监筒两侧所有的“号子”。当然，这一活动必须悄悄地进行，决不能让看守发现。
很快，各个“号子”的学生一致作出“闹！闹！闹！”的决议。
“张本，你大声呼痛，我们全体同学做你的后盾。”刘洋用手敲墙向隔壁打招呼。
这场斗争首先由张本的高声呼喊开始：“哎哟，痛死人了，救命啊！”
“所长哟，主任哟，你们快救命啊！”（人们都称看守长为主任，可能是因为“主任”比“看守长”更“尊贵”一些吧！———笔者注）
值勤的看守听到喊声，慌忙过来，大声训斥张本道：“你喊什么！”
就在这时，愤怒的吼声从四处迸发出来，“丙所”这个“火药库”爆炸了！
“人病了为什么不给医治？”
“不允许你们拿人命当儿戏！”
“赶快请医生给病人看病！”
“我们抗议，抗议，抗议！”
各个“号子”里的学生一齐高声呐喊，其他犯人在学生带动下，有的也一起呼应，大家心齐志坚，抗议的声浪震撼着整个监所。这种举动在北平特刑庭“丙所”还是第一遭。
看守所的三个看守长闻声都跑来了。那个姓高的开始又企图用高压手段把大家镇住，他大声叫道：“不要闹，谁闹给谁加镣！”
轰的一下，大伙闹得更凶了，愤怒的吼声从四面八方响起。
“请大家不要闹，有话好商量。咱们平时处得不错嘛！”姓白的看守长见事态不妙，便见风使舵，满脸堆笑地冲着各个“号子”喊话。
大家一致推举朝阳学院的古治民为代表，向狱方交涉。古治民是朝阳学院法律系1948年的毕业生，通过国民党司法部考试已录取为检察官，但在他还未到职时，就以“匪谍学生”嫌疑被捕。因为他已经取得了检察官的资格，所以看守所上下对他比较客气。
古治民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乡音慷慨陈词：“今天晚上，我们‘丙所’的一位难友病得厉害，你们要站在人道的立场上，马上给出办法来。第一个问题，请你们三位看守长马上去请医官，如果医官不来，耽搁了时间，延误了病人，这个责任应该由哪个来负？第二个问题，医官来了，如果他的医术不高明，治不了病，就应该马上送病人入医院；否则，发生不幸的后果，责任又该哪个来负？……”
“对！对！马上答复，赶快采取措施！”各个“号子”的同学们大声呼应着。
“各位同学，请听我说话，刚才我听说张本病得厉害，便打发人去请医官了，还没见前来。好，现在再派人坐三轮车去请，车钱由我出。你们看这么办怎么样？平常大家能看出来，我姓白的决不是光说不做的人，而今到了这个节骨眼，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尽力去办，请大家原谅……”姓白的看守长哭丧着脸向大家求情。
“哎哟，痛死人了……”张本痛楚的呻吟声一直没有停止。他看见有大家撑腰，感到闹得有理，喊叫声更大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国民党的军医官姗姗来到，他给张本注射了止痛针，张本渐渐睡着了。
这是继“甲所”之后的又一次集体抗争，学生们的怒吼又一次震动了国民党监狱。在此之后，监所请来天主教堂的修女来给犯人们看过一次病，随便开了一些药，才最终使这次斗争平息下来。在这次斗争中，地下党员、民青和民联盟员明显地起了组织和带动作用。
监外亲切关怀 横眉冷对审讯
“八一九”后，各院校的师生都在惦念着被捕的同学们。大约是10月初的一天，北大、清华、师大、燕京、中法五校学生代表40余人经过多方交涉，克服重重阻碍，被准许到草岚子监狱慰问被捕同学。他们隔着木栅栏和一部分被捕同学见了面。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一位理事宣读了五校学生自治会的慰问信，给在押的学生带来莫大鼓舞。
其后，不断有各院校同学要求探视，但看守所横加限制，只允许探视人站在院子里，远远地望着被捕同学一个个从牢房门口走过，不准许接触和讲话。仅此一次，再后来，同学们连这样的探视也不允许了。
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时刻关注着被捕同学的安危。当时，以《新民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学委委员兼大学委员会书记张大中和《新民报》记者高宗衡、关肇元会同其他报社几位记者，于1948年12月间，组成记者团，来到草岚子监狱采访。张大中详细询问了被捕学生的生活情况，并巡视了牢房，亲眼看到同学们吃的是捏不成团的玉米渣窝头，喝的是褐黄色的蒸锅水。他也看到几位熟悉的面庞，只能以目光向他们致意。采访后，《新民报》及其他几家报纸纷纷发表新闻专访，揭露了狱中学生恶劣的生活环境，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切和抗议。当时，在押学生大都不认识张大中，只是觉得这位记者对学生特别关心。全国解放后，有的同学在共青团北京市委见到张大中，攀谈起来，才知道他当时的真实身份。
我们的师长同样也在牵挂着被捕的学生们。1948年11月6日下午，看守呼唤着一个个学生的名字，把我们提到监外院落里。原来，北大、清华、师大、朝阳学院和华北文法学院五大学训导长来探望被捕的学生。“八一九”以后，由于证据不足，大部分被捕同学被陆续取保释放，到这一天还在押的学生只有40多人，为便于管理，被集中关押在“丙所”。我们就在“丙所”前面的院子里和五校训导长见面。受难同学分别围着各自的训导长谈话。师大训导长温广汉对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在押的师大学生加以安慰。我们非常珍视这次接见。在国民党的普通监狱里，犯人有被亲友探视的权利，但进了特刑庭看守所，便如同进了死囚牢一般，与世隔绝。这次和学校来人见面谈话，得知外面不仅同学们挂念，怀有正义感的众多教师也在惦念我们，使我们倍感亲切、温暖。
由于在押学生渐渐减少，特刑庭的审讯开始频繁起来。每次传讯，或一个人，或几个人，在监所带上手铐，由法警持枪串绑押赴特刑庭。主审的法官有时声色俱厉进行威胁，要学生“交代自己的罪行”；有时和颜悦色进行利诱，要学生“揭露共匪阴谋”；有时又笑里藏刀进行哄骗，说“只要写一纸悔过书，就可以无罪释放”。面对敌人种种阴谋诡计，所有被捕同学都做到了横眉冷对，没有人“坦白自首”、“悔过自新”，也没有人为保全自己而“揭发”别人。大家毫无例外地保持了高尚的革命气节。由于北平和平解放，敌伪档案妥善移交留存。当年审讯我们的笔录，白纸黑字，至今仍清楚地记载在伪特刑庭的档案中。
被捕前，我加入了“民青”，但在整个入狱过程中并没有暴露，敌人也从未问过这件事。我心中有数：他们没有掌握我参加“民青”的任何证据。11月19日清早，我被提到特刑庭，直到下午才“过堂”。检察官照例问了姓名、年龄、籍贯之后，突然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我回答。
“你用文字有意识地为共匪宣传，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话说？”检察官声色俱厉地说。
“我不过是说了几句肺腑之言。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说一点忧国忧民的话，难道就构成犯罪吗？我敢说，我信里说的话是一般人所要说的话，难道老百姓连这一点民主自由都没有了吗？我是一个青年学生，正在学知识求真理的时候，你们把我活活关在监狱里，平白无故地糟蹋我的青春，这个责任应该谁来负？……”我越说越激烈。检察官见此情景，气急败坏，不再听我分说，便指斥我思想“左”倾，是个“危险分子”，草草结束审讯，命令押回监牢。
华北学院的李文灿当时不是党员、盟员，因对国民党反对统治不满，在学生运动中站到斗争前列，当选为学生自治会理事。1948年4月自治会竞选时，特务学生殴打进步同学，李文灿等进步学生奋力反击，竟也构成罪状。特刑庭检察官提审他时说道：“你竟敢带人打伤同学！”说着把特务学生的照片拿出，要他承认，李文灿不肯承认。检察官问：“你是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在什么地点，与何人接触？”李文灿答：“我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检察官又问：“你每月是否领取共产党的100元津贴？”李文灿答：“没这种事。” 检察官气势汹汹地说：“你要老实承认！”李文灿高声说：“没有的事怎么承认？你们不是按法律办事吗？”检察官凶狠地说：“你是犯人，竟敢教训我们！好！把你先隔离起来，你给我好好反省。”审讯毕，果然把李文灿押到“丙所”一间单人牢房里。过了一些日子，特刑庭再次提审李文灿，审讯人是一位法官，劈头便问：“上次提审叫你反省，你想好没有？”李文灿答：“我没有犯法，上次提的问题我都回答了，再没有什么说的了。”法官又问：“你和别的大学学生自治会有哪些来往？”李文灿答：“我和别的大学没有认识人。”法官说：“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李志刚是你陕西同乡（师大并无此人———笔者注），他跑到匪区去了，把他父亲相片存在你宿舍床板下面，还有师大共匪学生写的壁报，都寄存你宿舍了。”法官随说随叫法警拿出两捆壁报，说：“这些东西都是‘八一九’那天在你宿舍搜查出来的，你还有何话说！”李文灿说：“你提的师大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我怎能把不认识的人拿来的东西放在宿舍里呢？我同宿舍有9个人，拿来这样大的东西，就没有人看见吗？这样伪造证据要我承认，你们法庭这样做合法吗？”法官说：“我们拿出这些共产党宣传品就是证据，你不承认是自讨苦吃。”李文灿说：“我没有犯法，你们处理错了，会受到正义的斥责！”法官最后警告：“关于你的罪行，你自己负责。”说完，宣布审讯结束，法警随即把李文灿和这次同时提审的12名学生用一根大绳串绑起来，押回草岚子监狱。
朝阳学院的王铁英是1948年12月2日遭到本校特务学生毒打致伤之后被捕的。他是北系地下党支委之一，但被捕时敌人没有掌握任何证据。他在受审时，法官问他：“你为什么被捕？”他答：“不知道。”法官问：“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他答： “我没有加入过。”法官问：“你加入过什么组织？”他答：“什么组织也未加入过。”法官问：“你们学校有没有共产党？他们怎样活动？”他答：“我不知道有没有，也不知道党派如何活动。我是学生，只知读书，不懂党派的事情。”法官问：“参加过游行示威吗？有人看见你参加了。”他答：“我没参加过，怎么会有人看见我了呢？”法官问：“你参加过哪些社团？参加过‘呼唤歌咏团’吗？”他答：“什么社团也未参加，歌咏团更不可能参加，因为我五音不全。”法官大怒：“你真他妈的混蛋，我问你许多事，你不是说没有，就是说不知道。如果这样，为什么把你抓起来呢？”他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抓我。我回答问题是按实说的，怎么是混蛋？如果我胡说八道，那才是混蛋。”法官一拍桌子骂道：“他妈的！有你的证据！”随手拿出一本《资本论》，往桌上一摔说：“这就是你的证据！”王铁英说：“我没有看见过这本书，这本书不是我的。”法官见问不出结果，挥手对法警说：“叫他滚出去！”就这样结束了这次审讯。
审讯辽东学院刘洋时更好笑了。刘洋是炮筒子脾气，当庭就和检察官争吵起来。检察官问他：“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共产党？”刘洋反问：“请问法官，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共产党？”检察官气急地说：“你怎能证明我参加了共产党？”刘洋毫不示弱地反驳说：“那么你如何证明我参加了共产党？”
被捕学生每个人都是这样运用多种方式，在法庭上与敌人或软磨，或硬泡，使得特刑庭的审讯几个月来毫无进展，他们只能无理剥夺学生的自由权利，而无法给任何一个学生量刑定罪。
大军迅速压境 誓把牢底坐穿
特刑庭在始终无法取得学生罪证的情况下，在社会舆论的一片谴责声中，不得不陆续将大部分学生取保释放，到12初，在押的各院校学生仅有二十几个人了。他们是：清华的李咏、张家炽，师大的冒海天和我，朝阳学院的王铁英、熊先觉、李春义、韩恺、袁光亚，华北学院的王自力、白永泉、李文灿、崔吉元，中国大学的陈鸿宾、吴瑞屏，北平艺专的冷兆凯，长白师院的王瑜、李恩俊、王立等。
另一方面，时局变化之快，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意料。至今我都清楚地记得，12月7日这一天，突然从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我们的精神顿时为之一振。炮声给我们传来莫大的欣喜和期盼，如大旱之望云霓，我们热烈盼望北平早日解放。那天晚上，我们高兴得难以合眼。
我们在高兴之余，也冷静地考虑到，如果解放军用武力攻打北平城，那么敌人在溃败之际，必定会首先杀害政治犯。如是，则我们的性命堪虞。但事已至此，我们宁愿冒死求得北平早日新生，国民党反动统治早日崩溃，正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就在解放军围城不久，北平的权贵及军统特务等如丧家之犬，纷纷南逃。特刑庭交由“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军法处”接管，并由中南海迁往东城区东堂子胡同。
在解放军节节胜利中，1949年元旦来到了。新年刚过，身着国民党黄色棉军装的军法处姓乔的法官来到看守所，在“乙所”楼上办公室集体传讯当时还在押的学生。他对我们“训”了一通“话”，要点是：（1）“八一九”以后逮捕的学生有100多名，现在只剩下你们少数人，我不必看档案，便知你们的案情一定重大；（2）你们“本来有罪”，理应宣判，但政府为“爱护青年”，准备从宽发落，不再追究；（3）要求每个人写一篇《自白书》。
经过几个月炼狱之火考验的我们，已经无所畏惧。听了军法官的一番话后，大家纷纷诉说，我们这些无辜青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起来，青春被摧残，肉体受磨难，实为情理所不容，早应无条件地释放，什么“案情重大”、“证据确凿”，一概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至于写《自白书》，大家认为：“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把柄！”因此，我们当场慷慨陈词。长白师院的王立首先沉痛地说：“我入狱已经四个多月了，你们一直不审讯，犯了什么罪我都不知道，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的案情重大？”他要求立即无条件获释。朝阳学院的韩恺愤怒地说：“我们大多数是糊里糊涂给抓来的，你们几个月不闻不问，我们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今天又让我们写《自白书》，不知从何写起……”大家一齐申述，《自白书》不能写，要求特刑庭像审讯其他犯人一样，尽快审讯我们。
从乔法官尴尬的脸色可以看出，他是相当不悦的，最后只有把我们继续收监。我们担心他们会采取报复行动。
这之后，形势又有了一些变化。由于围城日久，囚粮恐慌，我们有时一日只被供应一顿饭。为此，看守所开始疏散囚犯，每天都有人被释放，唯独我们这些学生却没有被释放一个人，也没有再提审一个人。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在“号子”里度日如年，冻饿难忍，猜不透敌人对我们又在搞什么名堂。
一天上午，一位军法处姓张的处长在敌军官和看守们前呼后拥下，突然来到监房。学生们被集中到院里，站成一排，他开始“训话”。这个身材高大、一脸横肉的家伙，一上来就叫嚷什么“年纪轻轻，不好好读书”；“共产党给你们什么好处，你们为他们卖命”；“政府供你们吃饭、上学，有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们？”等等。最后他说：“既然你们都‘左’倾，政府愿意把你们送到共区去！”说完，他气呼呼地头也不回，大步流星地走了。
回到“号子”里，大家再次议论开来。把我们送到解放区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果真把我们送回“家”去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但敌人会这么善良、仁慈吗？他们一贯的做法不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吗？怎么会平白将我们这些他们所谓的“案情重大”、“本来有罪”的“匪谍学生”轻易放逐呢？北平城周围早已处于两军对垒的作战状态，城厢遍布地雷，阻断了交通，且冷枪冷炮不断，恰在此时，送我们出城，如何保证生命安全？大家认为，决不能不明不白地被流放，如果没有解放军来接我们出狱，就要和监外同学、家长、亲属等一道进行斗争。我们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我们要和他们周旋到底！
1949年1月8日夜晚大约10点钟，看守所的高看守长突然来到学生监房，他一反往日骄横的神气，小声告诉我们：“明天上午8点，‘剿总’军法处、政工处和特刑庭三方面将派人来处理此次疏散囚犯事宜，凡是一般犯人或找到铺保的都要开释，这回不包括你们学生，听说要把你们送出城去，你们看怎么办？”这个消息来得突然，大家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高看守长见我们犹豫不安，就和颜悦色地说：“此时，你们能不能分别给城里的学校打电话，请监外人帮助你们脱险，光是你们自己抵制，怕是不会有效果的。”他的话使我们一怔。因为他平时以凶狠著称，我们对他一向没有好感，如今他倒像亲人一样来营救我们（后来对他有两种说法：一说他是地下共产党员，是打入敌人监狱工作的；另一说是他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想立功捞点政治资本）。此时我们已顾不了许多，便听从他的意见，由他给予方便，破天荒地到“乙所”楼上办公室打电话。时近午夜，我们先后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北大、师大、朝阳学院、华北学院学院等校的学生自治会。因为郊外已经解放，清华、燕京大学已不能通话。
这天晚上，我们精神紧张，彻夜未眠。我们想象，北平城外两军不时交战，我们出城，通过封锁线时，敌人放一阵乱枪，我们将倒在血泊中，这样死去，真是比鸿毛还轻了，我们将看不到北平的解放。
我们在恐惧和不安中迎来了9日的黎明。一大早，“下地的”兴奋地跑来向我们报告好消息：“外面来了不少各院校的学生，还有大学的训导长，反对流放学生……”好消息让我们万分欣慰，一个个互相握手称庆，眼里流下激动的泪水。我们深切感到，敌人虽然把我们关押在监牢中，但我们并不孤独，外面有多少同学和师长在关怀、支持我们啊！且看敌人下一步如何动作。
果然，“华北剿总”军法处等三方派人于上午来到看守所会审犯人。看守所开始稀里哗啦地放人。一时间监狱里犯人进进出出，乱成一团。直到10点钟，才将我们这批学生提解上楼。这次只是简单地问问姓名、年龄、家在哪里，就押回监牢了。后来听说，敌人对如何处置这批学生举棋不定，本来是要武装押解我们出城，由于看守所大门外聚集有大量学生、师长和部分亲属请愿、抗议，打乱了他们的部署。
1月10日、11日，每天早晨都有大批同学及亲友在看守所门前示威，反对流放学生，使敌人阴谋难以得逞。就在此前后，我平津前线联合司令部向傅作义发动了强大的和平攻势，通过多条渠道和各种形式，向傅作义晓以大义，劝其弃暗投明。傅作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放下武器，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中明确规定，无条件地释放在押的政治犯，这是我们不被放逐并能安全出狱的大背景。
11日下午，我们得知即将获得自由。直到午夜，我们都没有一丝儿睡意。每个人不约而同地都在回忆着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夜深了，我们用珍藏的铅笔头，在各个牢房墙上留下字迹：“监狱是擂台！”“不屈服，不气馁！”“战斗，战斗！”“监狱只能关住我们的肉体，但它关不住我们的灵魂！”“吃菜要吃白菜心，打官司专打特刑庭！”“特刑庭的牢底再厚，英雄们也要把它坐穿！”等，巴掌大的字，布满了“号子”的高墙。
1月12日清晨5时许，一阵骚动把我们惊醒。这一天特刑庭看守所大开四门，疏散全部囚犯，犯人们一批批走出监狱，恢复了自由。大约10时许，清华大学教授许振英、张啸虎，师大训导处课外活动组主任贾慎修，华北学院训导主任白书元，朝阳学院、长白师院和中国大学校方负责人等以及北大、师大、华北学院、朝阳学院等校学生自治会的代表齐集看守所门口，办妥了保释手续，迎接我们出狱。当我们昂首阔步跨出监狱大门时，虽然形影削瘦，胡须满脸，仍然掩饰不住高昂的斗志。师生、同学相见，悲喜交加，不少人激动得热泪横流。1月13日出版的北平各报都以显著地位刊载特刑庭释囚的新闻。《北平日报》的标题是《特刑庭疏散人犯，百余人被释出狱；有保留城内无保资遣还乡，各大学教授多人往迎学生》、《获释后师生欣庆；外县人出牢笼悲喜交加，草岚子胡同看释囚》。
经过这一次生与死的严酷考验，原来是共产党员、盟员的同学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了，原来是非党进步学生的，更加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先后加入共产党。原来幻想走“第三条道路”的，抛弃幻想，坚定地走上共产党指引的革命道路。全国解放后我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又加入了共产党。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