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岭会议以后，鉴于油山地区情况紧张，我指挥机关转移到北山地区，设在那云雾缭绕，高不见顶，莽莽苍苍，遮天蔽日的帽子峰一带。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一方面加紧军事“清剿”；另一方面，利用叛徒进行破坏。“北山事件”，就是敌人利用叛徒龚楚破坏我指挥机关的一个大阴谋。
龚楚原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的参谋长。一九三五年二月，他奉命带领红二十四师的七十一团，从于都南方突围，经南康、油山、大余、北山等地，到达粤北乐昌、湘南宜章附近后，就可耻地叛变了革命，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他在叛变投敌时，亲手打死了与他一同从敌人包围圈里突出重围的七十一团政委，作为他向敌人卖身投靠的见面礼。为了邀功，他又向敌人献媚说：“现在赣南的游击队里，官最大的是项英、陈毅，我有办法把他们搞到。”他的这种卑劣行径，果然得到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赏识，封他为“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一支拥有三十来人的卫队，要他到北山来破坏我游击队的指挥中枢。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龚楚把他那支卫队伪装为“红军游击队”，顺着他原走过的路来到北山的天井洞。他们在那里转了两天，不见红军游击队的踪影，也不晓得我指挥机关的所在地。
正在这个时候，余汉谋派了由土匪周文山率领的一支百十人的反革命武装，朝天井洞方向窜来。龚楚当即命令他的“游击队”煞有介事地进行“迎击”。他们乒乒乓乓假打一阵，演了一场“自打自”的丑剧后，那些土匪武装很快就被“赶跑”了。
龚楚以此为资本，到处吹嘘这支被他们“击溃”的军队，是余汉谋手下由周文山率领的精锐部队。
当时，在天井洞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并不知道龚楚已经叛变，加上龚楚又扮演了这出假戏，就误认为他是与周文山匪帮英勇作战的“兄弟游击队”。驻在天井洞的秘密交通员赖文泰同志、驻在天井洞对面山上的游击队长兼政委贺敏学同志、游击小队长“猛张飞”，以及我指挥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都先后同龚楚发生了接触。龚楚乘机大吹大擂他们在湘南扩大游击区的“战绩”，声称他这次回来，是为了接项英、陈毅同志过去，加强对湘南游击区的领导。大家感到龚楚的这支游击队，作战勇敢，值得学习；可是，见他们服装很整齐，除少数长枪外，全是一色快枪和驳壳枪，讲的一口广东话，又产生了疑窦。龚楚见此情景乃决意迅速动作，以先下手为强，决定以开会为名，把游击队集中起来“一网打尽”。
龚楚通过何长林，擅自发了一个要游击队干部和后方人员到天井洞参加会议的通知。一些游击队干部接到通知后，就陆续来到天井洞。贺敏学同志问龚楚：“会场的警戒布置了吗？”龚楚点点头。原来他早已派武装把会场包围起来了。当贺敏学同志进入“会场”时，见四周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感到味道不对。他转身要走，不料四支驳壳枪已对准了他。他猛力推倒敌人，奋身逃跑，身中三弹，滚下山岗。
在会场里，龚楚撕下画皮，大放厥词，说什么当共产党游击队没有出路，劝大家投降。同志们听了，知道中了敌人的奸计，都抑制不住满腔怒火，举枪就打，边打边朝外冲。但是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打也打不出去，许多同志当场牺牲了。只有“猛张飞”等六、七位同志带伤冲出会场，逃离虎口。他们强忍着伤痛往山林里跑，跑不动了，歇一歇又走，走不动了，歇一歇又爬。伤口的血在流，身体又饥又乏，但是他们仍以无比顽强的革命意志，极其艰难地朝着我指挥机关驻地方向爬行。爬了两天两夜，当他们几乎要昏厥过去的时候，被我交通站的同志救了起来。他们报告了天井洞发生的变故。
何长林没有逃出会场，而被逮住了。龚楚狞笑着对他说：“我是国民党剿共司令，你把项英、陈毅住的地方讲出来就不杀你，还可以给你官做。”何长林经不起威胁利诱，也可耻地跟着龚楚叛变了。
按照秘密工作原则，我游击队各个单位之间彼此不发生横向联系。因此，对项英、陈毅等同志的住处，何长林也只大体知道个方向，并不知道具体住在什么地方。但是，他马上向龚楚献计说：“我知道他们给养困难，经常要派侦察班到南雄的大梅坑买米。只要我们能在途中把他们截住，就可以想办法逮到项英和陈毅。”龚楚翘起大拇指说：“好，你很忠实。只要抓到项英和陈毅，你就立了大功。”于是，何长林就把他们带到我侦察班出来买米时必经的岔路口守候。
我指挥机关侦察排都是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出身，革命立场坚定，作战机智勇敢。指挥机关的侦察、警卫、买米和采购物资，都由他们一肩担任。他们经常会想出各种巧妙的办法，偷越敌人的封锁线，避开敌人的盘查哨，从山外买到粮食，运回北山帽子峰。
这天下午，侦察班的吴小华、丁上淮等五位同志在从大梅坑买米回来的途中，遇见了龚楚和何长林。
“你是哪个部分的？”在相距几十步远的地方，吴小华同志机警地问。
何长林已从问话中听出是吴小华同志的口音，却假意问：“你是吴小华同志吗？”
“是我。”吴小华同志答。
“你们辛苦了，又去买米啦！”
“是啊！何主任辛苦了。”
在这一问一答中，双方已慢慢地走近来。这时，何长林身后忽然闪出两个家伙，上前一把扭住吴小华的衣领；另一个家伙也跳出来去抓丁上淮同志。丁趁势将肩上挑的米往敌人身上一甩，米倒了一地，扁担打掉了那家伙伸出来的手枪，立即飞身滚下山去。跟在丁后面的我侦察班三位同志，也急忙撂下米担，滚下山去。那个家伙朝着他们打了一阵子乱枪。
他们抓住了吴小华同志，把他佩带的手枪下掉了，还把他身上的纸烟也给搜走。吴小华同志愤愤地骂道：“你们是反动派！是土匪！”
龚楚、何长林听了，不但没有动火，反而假惺惺地把撒在地上的米，一把一把地捧了起来，说：“白花花的米倒在地上，太可惜了。米珠薪桂，你们出去搞米多不易啊！”
何长林与龚楚交头接耳嘀咕了一阵后，对吴小华同志说：“龚参谋长是刚从湘南根据地来的。”这时，龚楚带的那支卫队，已站出来跟在他的后面，何长林指着那支卫队说：“这些同志也是跟着龚参谋长从湘南来的。他们见到你戴的斗笠上写着‘铲共团’的字样，以为你们是敌人，就来抓你们，其实这完全是误会。”原来，吴小华同志戴的那顶斗笠，是不久以前从“铲共团”手里缴获的，斗笠上“铲共团”那几个字，一时还没有来得及销去。
吴小华同志见这些部队的衣服很新，早就怀疑他们，内心里在盘算着怎样对付他们，便说：“既然是误会，那就把枪还给我。”龚楚吱吱唔唔地应付了几句。
何长林接过嘴说：“龚参谋长有重要事情向周同志和刘同志（当时项英同志化名老周，陈毅同志化名为老刘）汇报，请你给他带路。”
吴小华同志摇摇头说：“我不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你是侦察班长，怎会不知道呢？”两个叛徒收敛了奸笑，反问道。
这时，吴小华同志感到要脱身已很困难，好在丁上淮等四位同志已经脱离虎口。不如暂时应付一下，再寻脱身之计。
于是，吴小华同志在前面走，两个叛徒和他们的卫队在后面跟着。距我指挥机关驻地只有两三里路了。吴小华同志站着不愿再往前走。何长林、龚楚问是什么缘故，他说：“我是侦察员，我的枪被你们收走了，空着手回去，怎好向首长交待呢？”
龚楚当即让他身边的一个家伙，把一支驳壳枪送给吴小华同志，吴接过一看，见里面压满了子弹，而且是支新枪，心中暗暗高兴。于是继续朝前走。
“司令部好多人哪，武器多不多啊！”龚楚边走边陪着笑脸探间道。
吴小华同志意识到这是在向他探听虚实，心想：山上担任警卫和侦察的同志，不过八、九个人，首长们都在山上，要是照实说了，岂不是暴露了秘密？不如将计就计，吓唬吓唬他们。于是，吴小华同志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司令部的人不多，总共才二十多人，但每人都有一支驳壳枪，百十发子弹。不过，前天下午，从河东那边开来了一支游击队，约有三百来人，有四十几支驳壳枪，三挺机枪，其余都是步枪。这三挺机枪架在司令部右边的山坳里，其余的人都驻在司令部附近。”
敌人听了吓了一跳。有几个马上把子弹推上膛，准备战斗。吴小华同志借机说：“快到家了，怎么还把子弹推上膛？”龚楚吆喝那几个家伙把子弹退了出来，并要吴小华同志带着他们继续朝前走。
当他们接近我指挥部的岗哨时，吴小华同志对龚楚说：“龚参谋长，请你们暂时停在这里，等我先去告诉哨兵。人去多了，会引起误会，自己人打起来不好。”
“有你在，怕什么？”何长林说。
“有我在，也不顶事。司令部有命令：凡接近岗哨，不得超过三个人，否则，哨兵就可以开枪。”吴小华同志答。
龚楚听了非常恼火，但又不得不照着做。他命令他的卫队停止前进，只派了他的两个心腹，跟着吴小华同志前进。
当吴小华同志接近岗哨时，他想尽各种办法示意哨兵：跟来的不是好人。当他走到哨兵跟前时，喘着气，指着身后的匪徒说：“他妈的，他们都是反革命！”
哨兵朝坡下打了三枪，向指挥机关报了警。
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同志和我，以及警卫战士，听到枪声，急忙离开指挥部住的棚子，转移到后面山上隐蔽起来。
这时，吴小华同志也掏出枪来射击，但没有打响。原来敌人还给他的那支新枪，撞针早已卸掉了。
敌人也开了枪。吴小华同志和哨兵立即滚下山去，朝着指挥机关驻地相反的方向逃走。
敌人朝岗哨打了一阵子枪，却没有冲上山来。这时天近黄昏，龚楚仓促地命令匪徒撤走。
第二天，我们与吴小华和侦察班同志在隐蔽的地点汇合了。大家分析了情况，估计叛徒因怕山上真有那么一支河东开来的游击队，实力雄厚，不敢上来，就无可奈何地逃遁了。后来，派人到指挥机关驻的棚子去侦察，见里面一切原封未动。果然不出大家所料，吴小华同志的“空城计”成功了。
项英、陈毅同志表扬了吴小华同志的机智勇敢，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同时估计敌人已发现了我们指挥部驻地，一定会对北山大肆“清剿”。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离开北山，向油山转移。
二
事态的发展，证实了项英、陈毅同志的估计。叛徒龚楚与何长林，在他们的阴谋破产后并不死心。他们带着反动军队在我们指挥机关驻地附近日夜搜查；在北山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布下层层岗哨，严密封锁；张贴布告，悬赏捉拿项英、陈毅。后来又进一步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抓了起来，严刑拷打，有的则加以杀害，使北山党的组织和群众，遭受很大的摧残与损失。好在当时项英、陈毅同志早已和我们一起转移了。
在我们从北山转移回到油山的途中，要经过著名的大梅关。大梅关座落在赣粤两省的交界处，远看群峰耸立，绵延不绝，宛如天然的屏障。一条鹅卵石路迂回蜿蜒，直达关楼。路的两旁，青藤披蔓；油茶成林，古木参天。关口只露出一线蓝天。在关楼的南北两面，分嵌着“南越雄关”和“岭南第一关”几个大字。越过“南越雄关”往下一看，就是余汉谋粤军第一军军部所在地的大余县城。一条公路从大余县城伸出，弯弯曲曲地通向广东南雄。
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离开北山后，日夜穿行在深山密林中。当我们接近南雄大余公路时，透过树丛，可以看到一辆辆满载军火和敌军的汽车往来奔驰，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二辆小汽车一掠而过，里面坐的多半是粤军第一军的军官。
我们避开公路上国民党的军车，趁一个月黑夜，悄悄地越过了公路线。在山里行军，也是避开大路，在树丛和荆棘中前进。我们的侦察员对这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在山里随处都可以找到前进的路。行军大多是在黄昏后起步，因为天太亮时怕被敌人发现；天太黑时又什么都看不见，不便于行动。那种有一点淡淡的月光的夜晚，是最有利于行军的了。
行军中常常遇见陡壁。我们有时就抓住岩缝里的粗藤往上攀，身子底下是千丈深谷，稍一失手，就会有粉身碎骨的危险。我们就手拉手，互相搀扶。也有的时候，藤子太高，我们就互相站在对方的肩膀上，去抓住藤子往上攀。
遇到下雨的日子，山路更滑。当时我只有二十来岁，和一些年轻的战士一样，脚一打滑，马上就能抓住旁边的什么东西，把身子稳住。陈毅同志年龄比我们大得多，又拖着一条负伤的腿，常常摔跤，有时一滑便滑到山下去了，我们打趣地说他“坐飞机”。
偷越大梅关后，我们在树林里休整了几天，才继续前进。从梅关下边前行五里，向右一拐，走进山坑，就到达仙人岭脚下了。
当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仙人岭时，朝北一望，大余城一带万家灯火，好似点缀夜空的繁星，闪闪发亮；朝南可以听见广东南雄方向的汪汪犬吠。仙人岭下面，树林茂密，而山顶上却只有荒草，无法隐蔽。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我们在背风的石坳里休息。大家走得实在太累时，便头朝广东，脚向江西，躺了下来，不久便呼呼入睡了，直到东方露白才醒过来。醒来后，陈毅同志风趣地说：“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
大家正在说笑时，突然发现一只斑烂的猛虎，就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山洞里。也许是当我们爬上山顶时，这只猛虎正在酣睡，当它醒来时，见我们人多势众，不敢侵犯我们。当我们拿起武器准备对付它时，它径自跑了。
不久，从山下大梅关镇传来了敌人的军号声和操练的口令声。这时，如果我们继续前进，则有暴露目标的危险。于是，大家就在石坳里挨到太阳西沉，夜幕降临，才向目的地继续前进。
陈毅同志曾写有一首《偷渡梅关》的诗，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敌垒穿空雁阵开，
连天衰草月迟来。
攀藤附葛君须记，
万载梅关著劫灰。
的确，月夜攀藤附葛过梅关的这段经历，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而特别使我们难忘的是，“北山事件”所留给我们的教训。
三
“北山事件”的主要教训，是如何巩固内部，以防止叛变事件的发生。
项英、陈毅同志主张对于那些危害革命的叛徒坚决实行镇压。但是，要巩固内部，主要地靠教育、说服，靠民主解决问题。陈毅同志不只一次同我们讲：“对于开小差的，抓回来就杀，听到讲怪话的，就斗争，那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嘛！靠这种办法是没法巩固队伍的，这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采用。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不能逼着人家革命，更不能绑着人家干革命。”按照项英、陈毅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对那种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总是劝他们留下来坚持斗争。如果他一定要走，就让他走，或帮助他走。发给路费，帮他换上老百姓的服装，找好路线，派交通员送他通过赤白交界区，使他能安全到家。有的出去后被反动派抓去了，还千方百计去营救他，做到仁至义尽。有一次，陈毅同志在会上对大家讲：“能坚持的当然应当坚持，愿意回家的，可以发给路费。但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出去了呆不住，愿意回来的还可以再来。至于我个人，党交给我的任务是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陈毅同志这么公开一讲，战士中间立即有人说：“你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动摇。”北山游击队的一位侦察班长叫刘燕青，听了陈毅同志的话坐不住了，站起来作了现身说法。原来，他表现还不错，无论侦察、作战，都很机智勇敢。但是，后来他经受不住困难的考验，动摇逃跑了。可是，过了几天，他又回到游击队来了。因为他毕竟是个被压迫、被剥削的贫雇农子弟，在党的多年教育下，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当他一旦脱离了革命队伍，就象孩子离开母亲一样，感到空虚、害怕，使他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刘燕青同志讲了这个过程后，陈毅同志当即表示欢迎，同时对他的动摇逃跑，也作了深刻的批评。不少同志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原来思想动摇的，也说不走了。有的还是要走，但让他走后，也不会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了。
巩固内部，还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传统，坚持官兵平等，实行经济民主。早在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的时候，项英、陈毅同志带出了一大笔钱，都是些金子。到达油山后，这些金子一直由他们缠在腰里。冬天衣服厚还可以掩饰，到了夏天，腰里就凸出来了，有人就在背后对他们的腹部指指点点。这在当时内部不很巩固的情况下，颇有谋财害命的危险。对这个问题，项英、陈毅同志反复作过考虑。分开背吧，给品质不好的人等于发旅费；继续瞒下去吧，已经瞒不住了。怎么办？还是展开民主讨论吧。一天，他们把队伍集合起来，索性把情况同大家讲清楚，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局面已略为稳定了，我们有责任通知你们，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干部、战士们说：“你们背的是金子，老早就猜到了。”项英、陈毅同志建议分开背。大家一致主张：党的经费要由最可靠的人背，还是由你们背。项英、陈毅同志说：“我们背不了这许多。”最后决定分给几个人背，顺利地解决了问题。以后打土豪得来的钱，也由大家分开背。
巩固内部，还要靠政治思想教育。项英、陈毅同志经常给大家作报告，分析形势，讲解政策，指明前途。陈毅同志在做报告时，总是把问题彻底地讲清楚，既讲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也讲目前的困难是很大的，现实是困难的。只有对当前困难有充分估计和思想准备的人，才能对革命前途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公开出来，把命运交给群众自己掌握，才能战胜许多看来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有一次作报告时，他还特别强调说：“目前南方的游击战争，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打死、饿死、病死，随时都有可能，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少数人动摇叛变并不奇怪。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