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的秋天,陈少敏以省委妇女代表的身份,来到内黄县沙区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她平易近人,很快就和当地群众打成了一片,因为她从小没有缠过脚,群众都亲切地叫她“陈大脚”,妇女们管她叫“陈大姐”。
陈大姐来到内黄县沙区以后,经常在千口、马集、化村、井店等村庄活动。她很快就和党的负责同志王从吾、王卓如、张增敬等取得联系,和几个村的妇女党员张栋、王先荣、赵兰枝、王山兰也很快熟识,就像亲姐妹一样。她们一起到沙窝里拾枣、捋野菜,到硝河的芦苇丛里秘密开会,发动妇女们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1935年初,千口村天主教堂把赵家祠堂的一口大钟抢去,挂在教堂门口,作为跪经做“弥撒”的警钟,天天敲钟行礼颂经。特别是“礼拜”,敲得更响,群众对这件事都很气愤。有一天,清丰县一个叫杨玉子的铁匠在千口村头生炉打铁。他听到钟声后,问这是干啥的。人们对他说,教堂敲钟做“礼拜”。杨玉子顺着话题说:清丰县有一个女教徒仗势欺人……。这话传到了天主教头目的耳朵里,他们就把杨玉子叫到教堂,痛打了一顿,并罚款请客两桌。这件事更加引起了千口村群众的不满。陈少敏借此时机,发动妇女党员张栋出面,组织了妇女“叩头会”,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仅千口村就有300多名妇女参加了这一组织。
1935年农历正月十三,“叩头会”在妇女党员的带领下,像潮水一般涌进教堂大院。她们把天主教头目拉出来进行说理斗争,并把教堂抢走的大铁钟夺回来,重新挂在了赵家祠堂门口,群众在大街上鸣放鞭炮,庆贺斗争的胜利。
天主教头目挨了批斗,随即向国民党濮阳县当局告状,说共产党组织农民暴动,为首的是女共产党“陈大脚”。当时,陈少敏因和王卓如、张增敬一起组织“穷人会”,进行抢秋、借粮等活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天主教头目告状后,国民党濮阳县当局认定陈少敏就是共产党,于是立即悬赏通缉陈少敏。
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为陈少敏的安全担心。千口村六十多岁的赵妈妈拄着拐杖走到濮阳城,探听敌人的动静。回来后,她对陈少敏说:“你别管啦,花钱由俺拿,官司由俺打!”
陈少敏遭通缉以后,住在千口村张栋家后院的一座草屋里,一连十几天没有出门,由张栋家的雇工天天给她送饭吃。一次,陈少敏在院子里活动,被西院地主赵绍福的老婆从楼上看见了,她就在大街上散布消息说:“张栋家窝藏着肉票。”张栋怕敌人发觉来搜查,就让人撑船,连夜渡过硝河,把陈少敏转移到了马集村王秀花的家里。
当时,民团天天出动捉拿陈少敏。为了躲避敌人,陈少敏常常踩着敌人的脚印走,敌人进村她出村,敌人出村她进村。一天拂晓,她让王秀芝十几岁的儿子庆丰带路,由马集到化村去,走到三孔桥西边一座土窑附近,听村里出来的人说,民团到化村抓人。陈少敏心想,自己还没有到,怎么敌人就知道了呢?于是,她急忙躲进土窑里,让庆丰在窑外装着采野菜,监视敌人的行动。谁知到了太阳偏西,敌人还没有出村。她又让庆丰去村里察看,庆丰回来说敌人已经走光了,她才进村。晚上,庆丰的奶奶煮了一锅野菜汤,陈少敏喝了一大碗,就去妇女党员赵兰枝家牛屋里休息。陈少敏告诉赵兰芝,她要到野庄去参加县委会,想借兰枝男人的衣服,女扮男装,还让兰枝扮成媳妇,像夫妻串亲戚一样,一同去野庄。兰枝听了,觉得又好笑又担心,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兰枝连夜和了一盆好面。第二天一早,她蒸了一锅白馍,用竹篮盛上,让陈少敏穿上男人的大褂,扎上一条大腰带,头扎羊肚手巾。化装妥当后,二人就上路了。
到了野庄村南头,突然从村里出来两个背大枪的民团团丁。躲藏已经来不及了,而且这时再躲避反而会引起怀疑。于是她们迎着团丁,大大方方地向前走去。
两个团丁问:“干什么的?”
陈少敏是山东寿光县人,兰枝怕她说不好河南话,急忙回答说:“走娘家。”两个团丁根本没听兰枝说什么,四只眼睛一直盯着陈少敏胳膊弯挎着的馍篮子。一个团丁走到她面前,伸手扯下了盖馍篮的带穗手巾。这时,陈少敏显得非常镇静,她学着河南话说:“这馍是俺看小孩他舅的,兄弟饿了就吃吧!”说着,顺手拿出两个白馍递给了团丁。两个团丁又从篮子里抓了几个,大口大口地吃着扬长而去。陈少敏向兰枝使了个眼色,二人进村迅速拐进一个胡同,向共产党员郭法堂家走去。1936年6月21日,县委负责人张增敬约定陈少敏到邵村张怀三家接头,商讨党的活动。陈少敏冒着雨来到邵村。次日天刚亮,国民党濮阳专员丁树本派人突然包围了邵村。张增敬被捕,陈少敏机警地躲到厕所里,然后翻墙跳到张怀三的邻居家,因天黑看不清楚,跳墙时一下掉进了墙角的水缸里,弄得浑身水淋淋的。陈少敏顾不得这些,顺墙根摸出村,钻进了庄稼地。
从此,陈少敏就离开了沙区,到其他地区开展革命工作。沙区的妇女不知陈大姐的下落,常常为她担心。王从吾的姐姐王先荣放心不下,就打扮成一个讨饭的妇女,挎着篮子,拿着打狗棍,走村串户,四处打听陈大姐的消息。有时在地里看见一座新坟头,就进村询问谁家死了人,是男是女?王先荣在外边寻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找到陈大姐。后来陈大姐在清丰听到这个情况,感动得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