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馨

发布时间： 2015/7/4 16:18:47 作者：孙建岭来源：濮阳党史网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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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馨铜像

吴德馨，法名隆香，滑县吴庄村人，1884年生。他父母早丧，家境贫穷。除一个姐姐外，别无亲人。他父亲在世时，曾得罪过乡绅、官府，为躲避报复，年仅12岁的吴德馨，便出家为僧，到滑县梨胡寺削发。当得知官府要缉拿他时，便远离家乡，投师北京法门。在北京，他顶礼焚香，摩顶受戒，养性修身，勤于经业。5年期满，懂得了佛经之学问，练会了管笛之技艺，于1913年别师回乡，重返梨胡寺为僧。同年，丁寨寺主持圆寂，他便从梨胡寺到了丁寨寺，成为寺上住持。16年来，他化缘千家，施舍路人，以善为本，受人称道。但幼年蒙受欺辱缉拿之怨，常记心中。改革社会，改变社会地位的夙愿，犹如壤中之粟，适机便会萌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至1938年2月，南乐、清丰、濮阳等县，相继为日军所占领，濮阳大地到处遭受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这时吴德馨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希望民族强大、不受外辱。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样的话：“出家人也是中国人。”1938年，中共直南特委和国民党濮阳专员丁树本抗日统战工作建立后，一度得到很好地发展。8月，应丁树本要求，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从清丰县迁到濮阳城内后，濮阳县各区的救国会便相继建立了。1939年初，曾在丁寨寺学校当过教员、时为中共濮阳县四区（新习区）书记的常克生（常耕民）请吴德馨到区救国会当炊事员，吴德馨应允了。他工作积极，责任心强，大家都很满意。后来便由李松延和史向光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唯心主义的佛教徒逐步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40年，由于敌人“五·五”大“扫荡”，濮阳形势恶化，一时形成“敌伪顽会匪”五鬼闹中原的险恶局面。辖滑县、浚县、长垣、濮阳等县的冀鲁豫二地委机关转移到了便于游动的沙区井店一带，和濮阳、昆吾等县的活动中心相距一百几十里远，而且沿途据点林立，封锁严密，白天不能过往活动，文件、情报的传递一夜之间又实难到达。为了保持上下级的联系和过往人员的安全，建立秘密联络网已成为当时环境条件下十分重要的事情。而选好每个联络站，又是保证联络网不遭破坏的关键所在。1941年，为适应恶化了的抗战形势的需要，濮阳县分设为濮阳、昆吾、尚和三个县建制。新习是当时的濮阳县二区，地处濮阳、滑县两县封锁线的边缘，是地委和县委工作活动的中心地带之一，又是交通人员上下联系的必经地带。丁寨寺寺院靠近丁寨寺村而又不在村内，出入寺院不惊动狗叫，不引起人注意，敌人来了能看得见、听得到，并且寺院东百多步就是御黄金堤，过堤是广阔的树林和大面积的庄稼，很便于隐蔽。加上老吴是具有特殊身份党员，丁寨寺便成为建立联络站理想地带中的理想地点，老吴也是理想的联络员。

县委考虑到二区（时四区改为二区）区委书记常克生是当地人，和吴德馨认识早、关系好，于是决定让他向吴说明地委和县委的意图，征求吴的意见。1941年6月的一天，常克生找到吴德馨，首先向他讲了当时濮阳的严重局面，讲了建立联络站的重要性，最后开门见山地说明了上级意图。说完，常克生点上一支烟，等着他的回答。吴德馨没有费时思索，而是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党的决定，听从县委安排，不畏任何风险，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听了吴德馨慷慨地回答，常克生感动感动地一下子抓住他的手说：“你是党的好同志，我的好朋友！”于是，从1941年下半年，丁寨寺便成了地、县、区之间地下联络网的一个重要的联络站。

吴德馨安排传送文件、情报有一套巧妙的方法。白天送信很危险，敌人盘查很严。但有时情况紧急，需要白天送信时，他也从不推托。他总是根据要送的地点和收信人的情况，让联络员巧扮成不同的模样，如挎着篮子走亲戚的，挑担推车赶集赶会的等。为了避免和联络员接触过多暴露目标，向联络员转送信件也有多种形式和暗号。如让常林平村的联络员常凤梅送信时，就不用将信件直接交给常本人，而是用预先规定好的形式和暗记。原来在村头住的常家的屋后有个流水沟，在沟里放了块半截砖，有信时砖放在沟里边，将信压在砖下，无信时砖放在沟外边。因为常凤梅不识字，就规定半截砖烂的那头朝哪个方向，就是朝哪个方向的联络站转送。常凤梅每天都要到屋后看几次，发现有信，即按标记送去，从不失误。

特别紧急的重要信件，吴德馨往往亲自送到终点。有一次吴德馨亲自送一封重要信件到柳村联络点转给濮阳县财政科长窦玉琪。走到牛寨村北地时，碰上了几个伪二方面军当兵的，他假装小便走进路边高粱地，把信藏了起来，然后又上路了，没走多远就被伪军拦住了。

一个伪军盘问吴德馨是什么人，到哪儿去？他镇静地告诉他是出家人，新习集上有人请他明天去念经，现在要到甘露寺去。有一个熟悉濮阳地理的伪军问他，新习集在北边，到南边的甘露寺干什么？吴德馨解释说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到甘露寺请师兄帮忙。年龄较大的伪军似乎看出了什么破绽，一再追问，你真是出家人。吴德馨不慌不忙地摘下僧帽，露出光头说，幼年出家，摩顶受戒，岂能冒充。伪军们瞧他头上受戒香灼的印迹清晰可见，都无话可说。伪军粗野地说了一句，倒是个真货。一挥手，悻悻而去。待伪兵走远，吴德馨从高粱地取出信件，连夜赶送到了目的地。

1941年秋，濮阳县武装科长李松延和县干部朱建忠住在寺内，因为李松延是浙江人，说话口音和当地差异很大，所以他一般不外出活动。一天朱建忠外出办事，突然一队日本骑兵向寺内闯来。老吴急中生智，忙把李科长送进后大殿。李身材瘦小，动作敏捷，蹬着佛身，攀上大梁，趴在上面，右手从腰间拔出手枪，以备不测。老吴则速将殿门锁上，走不几步又复转身，慢腾腾地从腰间摸出钥匙，作要开殿门的样子。这时日本兵赶了过来，喝住老吴问话。老吴则装作耳聋的样子，对敌人所问非所答地应付，还不时转脸问身边的徒弟能臣，以示他听不清问话。能臣也机灵地摇头，表示什么也不知道。敌人没有问出什么，胡乱搜查了一阵子就走了。这场虚惊使吴德馨想到，为了更好地掩护干部，寺院必须要有秘密撤离的通道。

吴德馨反复思考后，向领导提出了挖地道的想法。经过研究，县委领导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就从西廊房内的西北角处挖了个地洞。洞深约两丈，差不多和房后不太远的大轱辘沟路面平深，从洞底向西挖，便和轱辘沟相通。出口处平时由砖砌的假流水沟斜坡掩护着，遇到紧急情况，从房内下洞，到了出口，推开砌砖，便可走脱。房内洞口也巧妙地伪装着，看不出一点破绽。吴德馨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寺院的特殊条件，勇担风险，掩护了很多革命干部，如濮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王卓云、县抗联主任袁冠卿以及地、县、区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常颂、史向光、王汶涛等许多同志。吴德馨也从他们那里受到教育，觉悟不断提高，他常说：干革命离不开党的领导，共产党的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我要用生命去保护，去爱护。

自从1944年抗战形势好转以后，联络站不那么秘密了，老吴和县、区同志的接触也不那么隐蔽了。1946年腊月，丁寨寺村来了还乡团。因为还乡团都是本地人，知道的事情比较多，吴德馨决定避避风头。可还没来不及走，就被还乡团抓住了。还乡团长对他铁钳拧，冷水浇，辣水灌，百般折磨。

吴德馨对党赤胆忠心，始终一言未发，没有泄露任何机密。

1947年，濮阳解放了。县人民政府批准吴德馨还俗，定居在后丁寨寺村。1959年，吴德馨被敬养在濮阳县功臣院里，幸福地安度晚年。1962年，他安详瞑目，寿终正寝。县委、县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他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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