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向光，原名史承颐，1917年1月25日出生于今河南省濮阳县王称堌乡常庄村一个地主家庭。他年少时就十分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每年麦收轮到他下地看庄稼，他看到人拾麦就说：“都拾啥麦呀，一个人抱一捆儿回家去吧。”他上高小时，正值大革命后期，他特别喜欢读郭沫若、蒋光慈等的小说。到初中时，知识面渐开，看到民族危机日重，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日益沉重的民族危机，只顾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甚至出卖良心，制造流血事件，激起了他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
   1938年夏，史向光遇到在中国共产党冀鲁豫救国总会工作的宗凤鸣，两人畅谈后，他毅然离开家乡，开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秋，赴濮阳城内参加冀鲁豫救国总会举办的地方党政干部训练班。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训练班毕业后，因表现出色留在总会宣传部当干事。1939年1月，史向光被任命为冀鲁豫救国总会濮阳六区区委书记兼队长。他深入农村热情宣传抗日救国，扩大党在农村的影响，为巩固农村阵地作出了成绩。
    1940年6月，日军对濮阳进行“五五”大扫荡，形势恶化。此时任冀鲁豫二地委民委会书记的史向光，根据上级的指示，留下来坚持斗争，负责部分人员的撤离工作。1941年2月，冀鲁豫二地委决定开辟昆吾县工作，任命史向光为县长。当时，昆吾、濮阳一带处在日、伪、顽、会、匪“五鬼”乱中原的局面，形势复杂严峻。史向光上任后，首先召开乡长、村长和当地有名望的士绅名流会议。史向光很俭朴，穿个灰色破旧夹长袍，腰系一条破布带，头扎一条破毛巾。会后大家都说：“你看人家八路军的县长，穿衣、吃饭、说话都和老百姓一样，一点官架子也没有，今后咱可不怕县太爷啦，咱们有自己的县长啦。”史向光任昆吾县县长期间，常一个人背上个破钱褡子，里边装着他生活、办公、战斗的全部家当，深入敌人腹地，“选苗”、“定点”地开辟革命根据地，有时给老百姓打水扫院子，有时帮大“掌鞭”筛草喂牲口，人们热情地称他“钱褡子县长”。在史向光的努力下，昆吾县很快成为冀鲁豫边区稳固的抗日根据地。1943年2月，史向光任濮阳县委书记，1943年11月，以史向光为首的濮阳县委有力地支援了冀鲁豫军区攻打八公桥战斗。1944年10月，濮阳第二次全部解放。1944年10月，史向光等在濮阳县领导了“增资增佃，减租减息，倒粮倒柴”的民主民生斗争。他白天与群众同劳动，晚上坚持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下，他对家属子女要求很严格。他安排爱人巩淑清从事访贫问苦工作，并让她给孤寡老人缝补衣服，给病号做饭、送水等。有一次食堂炒了几个鸡蛋给领导干部吃，他的孩子想多吃一块，向光就批评说：“鸡蛋是给你的叔叔阿姨做的，他们都很辛苦，你什么也不干，你不能多吃”。向光这种以身作则的行动使同志们很受感动，大家都说：“跟着史书记在一起工作，再苦也不感到苦。”
   1947年9月，史向光调离濮阳，到四地委任宣传部长。此时四地委正开展土改、参军两大运动。为了让地委在工作中掌握主动权，他深入调查，写了大量文章，对在土改中正确执行党的土改政策起到了积极指导作用。1948年5月，史向光调冀鲁豫区任党校组教科长，1949年9月，调平原省委党校任教育长，1953年4月至1954年8月在华北局任检查组长、组织部财贸干部处处长。在这几年的工作中，他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特别是干部政策，对干部既能放手使用，关心他们的成长，又帮助解决工作生活方面的困难。
   1954年9月，史向光任中央组织部干训处副处长。1958年10月，史向光调北京市工作，历任市人委办公厅副主任、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村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他坚持工作第一，不计名利，不计得失，不争待遇。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在工作和生活上，史向光一直是廉洁的典范，他不但自己不搞特殊，也不准自己的家属孩子搞特殊。六十年代，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按照政策，史向光的儿女本可以留在身边，可史向光毅然决然地说：“年轻人应该到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锻炼，不能留在北京。”将儿女送到了生活条件很艰苦的吉林白城子。按照规定史向光有多次该上调级别，增加工资，他却说：“我的生活还过得去，把这待遇留给其他同志吧。”直到病逝，他的级别未上调过一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向光关心“四化”建设，关心国家大事。在病重期间，仍然阅读文件，收听广播，还孜孜不倦地撰写濮阳县革命回忆录，为把精神财富留给后代贡献力量。
    1980年12月24日，史向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