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春,原名芳园,字晏春,曾化名刘耀先、王耀先、张耀先、张德麟,1903年出生于河南省濮阳县五星集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0年春,刘晏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濮阳县高级小学,因当年的收成不佳,又被迫辍学,跟随祖父种田,但他仍坚持自学,常常挑灯夜读。1922年春被聘为五星集小学教员。10月,以优异成绩考入濮阳县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到季家寨、王花园和濮阳县第一模范小学、第二模范小学等处任教员,期间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受到新思想的熏陶。他发动学生参加“读书会”、“运动竞赛会”等群众组织,阅读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经常与小学同学、共产党员徐仲三一起谈论共产主义。1930年7月初,经徐仲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介绍王文涛、王子震入党,建立了濮阳第一模范小学党支部,自己任支部书记。他组织宣传队、粉笔队,利用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事件,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宣传党的主张。他还参与领导了盐民斗争、增薪罢教运动等影响比较大的革命斗争事件。
1932年9月,正是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受党组织委派,刘晏春赴濮县,利用其父在濮县彭楼(今范县辛庄乡)开染坊的便利条件,开展党的革命活动,并组建了濮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彭楼党支部。在其后的1933年1月至1936年6月,全县先后发展党员200余人,分布在全县50多个村庄,建立了彭楼、南李桥、木靳庄、毛岗、杨集、白衣阁,还有现属莘县的徐庄、孙堤口等26个党支部。1934年下半年,在刘晏春的领导下,中共濮县县委成立。1935年9月,为了打击敌人,扩大革命力量,保卫群众利益,刘晏春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组建了濮县游击队。濮县游击队最初是手持大刀、长矛的几个人,后来发展到100多人(枪),他们活动在濮范观一带,控制范围逐渐发展到三个区。1936年春,刘晏春从濮县转移到范县,继续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4月,中共范县工委书记于子元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离开范县,刘晏春为保存和发展党的力量,在孟楼将工委改建成中共范县县委,由王继魁任县委书记,同时组建了四个区委。受三十年代“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山东地下党组织包括山东省委遭到严重破坏。1936年4月,上级党委派刘晏春、黎玉去山东恢复党的组织,濮县、范县、观县划归山东领导,建立了鲁西特委,刘晏春任书记。1936年,刘晏春又任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兼鲁西特委书记,并领导鲁西北和鲁西南的工作。经过他和战友们的艰苦奋斗,到1936年夏,阳谷、冠县、莘县很快建立了党的县委组织。
抗日战争爆发后,身为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长、鲁西特委书记的刘晏春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亲自发动组织抗日后援会和工、青、妇抗日救国会,动员各界爱国人士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义勇队、抗日自卫团等抗日武装,同时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刘晏春经常深入到濮县、范县、观城一带的乡村给群众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亲自动手编写并教唱抗日儿童团歌。由于进行了广泛、深入、扎实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濮县、范县、观城一带的群众很快建立起抗日后援会、抗日救国会等组织。1937年底,他组织创建了冀鲁豫民众抗日义勇队,还将原在濮县建立的一支10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动员起来,连人带枪参加了直南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四支队。1938年3月,濮县、范县、观城划归直南特委领导,北方局调刘晏春任直南特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他连续主持开办几期党员训练班,培养干部,充实县、区组织机构。同时,积极开展党群工作,发展抗日武装,迅速地组织起以濮县、范县抗日义勇队为基础的黄河支队,也就是直南特委领导的东进纵队第一支队。在直南特委工作期间,他积极开展同国民党濮阳专员兼县长、冀鲁豫边区八县保安司令丁树本的统战工作,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也随之逐步发展到半公开状态,为开展抗日活动,争取到极为有利的地位。1939年3月,刘晏春到北方局党校学习半年之后,任豫北地委书记。1940年3月初,北方局决定成立冀鲁豫区党委,刘晏春参加了区党委的组建工作,任常委宣传部长兼党校校长、妇委书记。1940年10月,他作为冀鲁豫区党员代表身份赴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并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闭幕后,他返抵冀鲁豫,时日军已经投降,内战危险迫在眉睫。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调集大批军队进攻解放区,地主还乡团也趁机反扑。时任冀鲁豫社会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的刘晏春,夜以继日地战斗在第一线,举办公安干部训练班,还带领干部前往新收复的南华、菏泽、定陶等县发动群众,领导土改运动,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支援战争方面,刘晏春领导群众坚壁清野,破坏敌人交通,发动群众参军参战,选派优秀干部打入敌军,分化瓦解敌人,也做了很多工作。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他指挥支前大军,抢架黄河浮桥,运送粮食弹药,救治伤员病号,为支援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8月,平原省委成立,刘晏春任省委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省纪委书记。为适应新时期革命任务的需要,刘晏春特别注重干部思想教育工作,有计划地培养选拔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充实到省、地、县各级工作部门和厂矿企业。同时,他还积极组织本地干部南下,支援全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全国解放后,刘晏春担任过党的组织、纪检和监察部门的领导工作,他坚持原则,铁面无私。1958年3月,刘晏春调到河南省委任专职常委。那时,河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刘晏春不信那些吹起来的报表数字,主动下乡检查农、林、水战线上的工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实践中掌握第一手资料。由于“高指标”和“高征购”,农村出现了饿死人现象。有些人想隐瞒事实真相,压制群众意见。在省委讨论信阳问题的会议上,刘晏春据理力争,几次提出批评意见。后来,中央查明信阳事件真相,进行了严肃处理。
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一些人无中生有地硬逼他承认是“叛徒”、“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他凛然回答:“我是共产党员,一生历史清白,经得起审查。你们说我是‘叛徒’有什么根据?说我是‘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又有什么材料?”批斗他的人瞠目结舌,大为恼火,狂叫着折磨他,企图通过肉体上的摧残,使他屈服。刘晏春坚强地说:“我倒要看看这真理究竟在谁手里?”他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批斗,实事求是、刚正不阿的崇高革命精神更加旺盛。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仍尽力保护同志,从不屈从于任何压力写关于同志的假材料。孩子们看到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劝他先“应付”一下,免得吃眼前亏。他严肃地对孩子们说:“可不能那么干,如果只为自己一时免受皮肉之苦而写出假材料,就会给组织上造成很多麻烦,这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我要对党对同志负责。”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他早起晚睡赶写实事求是反映同志情况的证明材料,写了厚厚的一摞。他嘱咐妻子儿女:“要妥善保管这些证言,我若早走一步去见马克思,有人来调查这些同志的历史,就抄给他们一份。决不能使这些好同志蒙受不白之冤。”1969年冬,他被安排到偏远山区三门峡张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1年6月,倍受折磨摧残的刘晏春在焦作含冤去世,享年68岁。他的遗产,除了几件简陋的生活用具,就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还有那一大摞为同志写下的“证言”材料。
1979年春,河南省委正式作出了为刘晏春平反昭雪的决定,彻底推倒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肯定了刘晏春卓著的历史功绩。3月23日,省委在郑州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部,中共河南省委、省革委、省军区、省政协,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赵紫阳、万里、薄一波等及省委有关领导人一百多人送了花圈。老一辈革命家王从吾、刘鸣九、宋维静等从北京和外省市专程赶到郑州参加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