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从吾1910年生于河南省内黄县后化村（时属直隶省濮阳县）。小时候在本村读5年私塾，接着到濮阳县城读了3年高小学堂。1927年春，在内黄县楚旺中 学乙班读书3个月，因交不起学费退学，回到本村当小学教员。这年夏天，经赵纪彬、李大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本村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建立了化村党 支部。1928年任党支部书记。
1927年10月，中共顺直省委特派员刘大风从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回到千口村，向沙区的党员传达了党中央的“八七会议”精神，讲述了南方农民运动的经验， 还带来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澎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等文件，成立了中共濮阳县委。在县委领导下，王从吾与王卓如、蔡兆麟等，在化村创办 农民夜校，以县委编印的《夜校读本》为教材，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建立农民协会（当时亦叫“穷人会”），组织贫苦农民互济互助，夺取农村婚丧嫁娶的公 用财产和庙田、学田的管理权，打破了封建地主豪绅在农村的一统天下。以后又与内黄县的南野庄、马集、草坡、次范等村农民联合起来，共同开展斗争。
贫苦农民的联合斗争，震惊了地主阶级。他们也联合起来，建立“青苗会”，并与濮阳县薛化庄民团和内黄县联防队勾结起来，专门对付农民。一次，地主豪绅诬陷农民党员张怀森偷了他们的豆子，将张送到内黄县看守所扣押。
对地主阶级的疯狂反扑，王从吾非常气愤，他利用濮阳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李素若（共产党员）的关系，持函与内黄县长直接交涉，斥责地主豪绅诬陷平民，无故抓 人，迫使县政府无罪释放了张怀森。这次斗争的胜利，在周围村庄产生强烈反响，许多农民要求参加农民协会，进一步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与此同时，刘汉生、刘玉峰、赵子云、平杰三、喻屏等，在千口、井店等地，也领到农民进行了多次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28年冬，千口、化村、井店三个党 支部，领导薛化庄10多个村庄的农民协会，开展清算濮阳九区民团团总蔡鸿宾贪污民团捐的斗争，迫使他答应退出公款，免除杂捐，各种捐税从过去的“一亩起 派”改为“五亩起派”。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威风，长了农民协会的志气。
1929年2月15日，中共濮阳县委在温邢固召开庆祝同蔡鸿宾算账斗争胜利大会，由于蔡鸿宾的儿子蔡兆麟叛变，大会遭到濮、内、滑、浚四县地主武装的联合 镇压，打死农民协会会员5人，党员赵纪彬、李大山、刘汉生、王卓如四人被捕。王从吾在敌人疯狂抓人的时候，越墙跳到群众梁二顺家里，在梁二顺掩护下逃离了 温邢固。
是日晚，化村农民协会扣押了民团中队长杜金生的妻子。杜金生带人攻打化村，农协会员用土枪土炮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后来，为避免遭受更大的牺牲，经中间人调解，两方达成协议，和平解决。
“温邢固事件”后，党的组织遭到破坏，沙区革命暂时转入低潮。为继续求学，王从吾考入大名七师。1930年“双十节”，王从吾因散发革命传单被敌人发现。为了他的安全，党组织决定王从吾离校去邢台中心县委工作。
入冬，王从吾从邢台回到家乡，又以小学教员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在“温邢固事件”一周年时，王从吾与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张含辉，监外候审的刘汉生、王卓如， 及农民党员刘玉峰等，共同筹备召开硝河两岸30多村农民参加的纪念大会。在王从吾、张含辉、刘玉峰等领导下，各村农协会员拿着梭标、大刀，扛着统铳枪土 炮，高呼“为死难农友报仇”等口号，浩浩荡荡开赴会场。在王从吾主持下，与会群众情绪激昂，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巩固农民协会，建立苏维 埃革命政权。大会通过了五项决议：（1）不向民团交纳兵饷；（2）反对政府加派盐税；（3）退还8厘公债；（4）要豪绅赔偿死亡农友命价2000元； （5）坚决反对猪头税。纪念大会振奋了沙区群众的革命精神，壮大了农民协会，发展了党的组织，扩大了革命影响，使一度转入低潮的农民革命斗争烈火，重新熊 熊燃烧起来。
纪念大会以后，党及时恢复建立了中共濮阳县委，王从吾任县委书记，继续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农民进行抗捐抗税斗争。
硝河两岸的农民革命斗争，引起了中共河北省委的重视。时值“立三路线”推行，省委认为沙区有地方武装，群众基础深厚，指示直南特委组织武装暴动。6 月， 省委、特委和县委均改称“行动委员会”，实行军事编制，把党的工作变成单一的搞武装暴动，并提出许多不切合实际的口号。后来，河北省委书记郝青玉还 亲自跑到濮阳，推行盲动主义路线，催促王从吾等人全力搞地方武装暴动。他说：“只要枪声一响，成千上万的群众就都来了。”但在实际工作中却集合不起来人。 武装暴动的流产，使一些党的领导人对“立三路线”产生了怀疑。王从吾重新仔细分析了当地政治经济形势，认为虽然沙区党的组织发展很快，有较长时期的群众斗 争经验，在农民协会中有些枪支武装，但搞武装暴动的斗争条件还不成熟，不赞成过急的搞武装暴动，在行动上抵制了“立三路线”的贯彻实行。
1931年，中共濮阳县委改为中共濮阳中心县委，领导濮阳、内黄、滑县、濮县、东明、长垣等县工作，王从吾任中心县委书记。是年春，濮阳、内黄、滑县、清丰、南乐、大名等县盐民，自发地开展同天津反动盐巡的斗争，王从吾与直南特委代表高克林，及时对盐民斗争进行了指导。
濮、内、滑、清、南、大等县境内，有大片大片的盐碱地，长年不长庄稼，许多群众靠熬碱晒小盐生活。当时，天津长芦盐业公司为推销大盐，禁止各地做小盐。他 们还专门成立了“长芦盐务税警武装缉私队”（简称“盐巡”），与当地政府相互勾结，捣毁盐池、盐具，吊捆罚打盐民。盐民不堪忍受，纷纷奋起反抗。濮阳中心 县委利用盐民的反抗情绪，在盐民中进行革命宣传，把反对禁止做小盐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治口号结合起来，号召广大盐民联合起来跟反动盐巡斗争。
王从吾、高克林和中心县委的其他成员，深入到盐民群众中做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斗争策略，指导盐民斗争。他们还通过向上层的士绅做工作，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组成各界人士参加的广泛的统一阵线，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
在斗争中，逐渐形成一个领导中心，成立了以中共濮阳中心县委为核心的“盐民斗争行动委员会”，王从吾、高克林、刘玉峰、刘晏春及党外进步人士张会之、王培杰、栾传动等参加了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并由张会之起草印发了《告盐民书》，提出斗争纲领。
1932年旧历四月初八，王从吾、高克林、刘玉峰、杨进才等集中濮阳盐民1800多人，冲进濮阳盐巡局，推倒院墙，砸烂门窗，捣毁全部办公用具，驱走了盐 巡，并把前来镇压盐民运动的濮阳县长和保安队包围起来，迫使县长答应盐民提出的“驱走盐巡，允许小盐做、卖自由和不准政府抓人罚款”三项要求，斗争取得了 初步胜利。为进一步发动群众，盐民在濮阳县城、城南沙窝和硝河岸边唱戏三天，庆祝斗争胜利，扩大盐民斗争影响，酝酿掀起更广泛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
7月，大名、清丰、南乐、濮阳、内黄、长垣、封邱、延津、滑县、濮县、东明等县盐民代表，在清丰召开“两河（河北省、河南省）盐民总会”成立大会，选举王 从吾为“两河盐民总会”主席。总会制定《两河盐夫联合会总章》，提出两河盐夫“要目标一致团结起来，减税、增加批头、抗税、抗捐、驱逐盐巡，反对一切破 坏、压迫、剥削盐民及盐夫团体个人”的政治纲领。在党的领导下，两岸盐民斗争声势浩大，盐民总会会员发展到10万余众，斗争持续了二年之久，震撼了全国。
在盐民斗争中，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都得到发展，濮阳中心县委所属各县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党、团员总人数超过5000人。但是，由于在盐民斗争中暴 露了党的组织，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峙和保安司令庞炳勋亲自到滑县、濮阳抓人，查封共产党员的家产，加强了对盐民运动的武装镇压。
盐民斗争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濮阳南部的两门、桑村及濮、滑交界的地区。王从吾根据直南特委的指示，在两门、桑村一带发动群众，领导“分粮吃大户”的群众斗争，并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搜集零散枪支，发动武装斗争。
1933年夏，王从吾调任直南特委组织部长，分工负责大名、清丰、南乐、成安等县工作。
1934年下半年，直南特委划分为直南、直鲁豫边两个特委，王从吾任直鲁豫边特委组织部长，与王卓如、陈少敏等一起，组织发动群众“分粮吃大户”，组织游 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一次，王从吾、王卓如、张增敬等在内黄县马集村王秀花家，研究如何发动武装斗争，突遭反动民团包围，在当地群众帮助下安全脱险。
1935年夏，王从吾在大名做红枪会（金圣道）首领赵德贵的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组织了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游击队。由于赵德贵和党内其他人 不听王从吾“坚持游击战，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力量”的主张，在王从吾离开时，公开与国民党军队硬拼，被敌人打垮，使王从吾等辛辛苦苦组建起来的一支武装毁于 一旦。以后，王从吾领导对冀豫边各地会门进行改造，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还撰文《如何进行会门工作》，对直南、豫北地区各种会门组织进行了深刻地分析，并根 据会门的不同性质，提出了“争取、分化、孤立、打击、瓦解”的方针，对争取会门武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指导作用。
1936年7月，王从吾在大名陆文灿家中开会，由于叛徒告密被捕，押在大名监狱。1937年秋，日本侵略军到了大名附近，国民党二十九军从监狱挑选部分犯 人组成担架队上前线，王从吾趁机逃回家乡。与此同时，平杰三、刘汉生、张增敬等也相继回到沙区，并很快与直南特委书记刘大风取得联系。
“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民族团结抗战。中共北方局指示直南特委，要利用各方面的关系，抓紧时间，集中力量，迅速建立与扩 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党的指示精神，王从吾与刘大风、张增敬、刘汉生等，在青石滚、近德固研究制定了迅速在濮、内、滑、南、 清、大等县建立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工作方针。刘大风等以石友三一八一师名义组建了抗日游击队，后改编为河北抗日民军第二路第四支队，建立了冀鲁 豫边区第一支抗日武装。王从吾与刘汉生、平杰三、张增敬等在井店组建了抗日八大队，并成功的收编了绿林武装刘杰三部。以后八大队编入直南特委领导的四支 队，开赴冀南抗战前线。
1938年，王从吾再次调任直南特委组织部长，朱则民任书记。朱走后，王从吾任书记，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开展工作。下半年，成立冀南区党委，王从吾任区党 委民运部长。1939年初，直南特委划分为直南、豫北两个地委，王从吾任区党委委员兼豫北地委书记。同年8月，王从吾在参加冀南区党委会议期间，被选为代 表赴延安开会，后又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代表冀南区党委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在延安，王从吾与晁哲甫、杨得志、徐运北、刘汉生、刘耀先等讨论总结了冀鲁豫边区根据地发展建设的经验，回顾了党在冀鲁豫边区不断发展壮大，巩固提高的历史，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为各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七大”以后，成立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王从吾任组织部长。1945年冬，王从吾奉调任冀南区党委书记。
1948年春，中共中央华北局成立，王从吾任组织部副部长，后任部长。1950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52年调回华北局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1956年参加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在湖北中纪委劳动农场劳动。1977年任中共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8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附：参考书目
1、内黄县志办整理的《王从吾同志谈话记录》。
2、内黄县党史资料《直南沙区党组织领导的群众革命斗争》。
3、邯郸市委党史办整理的《直南党史座谈记录》。
4、《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
同时，还参考了赵纪彬、刘汉生、王卓如、刘大风、张增敬等同志的回忆录和1984年濮阳党史座谈会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