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重大课题的提出

古代中国及中华文明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在近代之前不存在看不起自己历史的问题。进入近代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家沦落的残酷现实，人们在睁开眼睛看世界、学习西方的同时，感到自己的一切不如人。这就为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认识论的条件，也构成中国共产党人认识自己国家、民族历史的重要背景。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提到历史虚无主义问题，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的态度。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尽管后来出现一些偏差，但这一表述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国家、民族历史及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随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和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历史虚无主义以一种新形态，即全面否定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的历史，否定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价值的所谓“非毛化”错误思潮开始蔓延，成为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干扰因素。1980年至1981年，邓小平同志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鲜明指出，“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丢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8—299页。），强调“如果真搞‘非毛化’，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25页。）。尽管当时还没有提出历史虚无主义概念，但表达了党维护领袖地位和自身历史的明确态度。这实际上成为新时期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开端。

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全面否定党的历史等错误思潮的泛滥，成为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的重要原因。党在总结失误教训的过程中，开始使用历史虚无主义概念。1989年12月，江泽民同志在党建理论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口号的蛊惑，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滋长，严重侵蚀党的肌体，把党内一些人的思想搞得相当混乱。”（《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4页。）在这里，江泽民同志把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并列提出。“民族虚无主义”，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其界定为“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5页。），这主要是指以电视政论片《河殇》为代表的歪曲中华民族历史、否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思潮，党的其他领导人由此还提出了“全面否定民族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1990年1月10日，李瑞环同志在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上说：“对待民族文化的错误态度，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食古不化；另一种是全面否定民族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鼓吹‘全盘西化’。”（参见《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74页。）的概念。江泽民同志虽然没有对历史虚无主义概念作进一步阐释和界定，但显然是指歪曲党的历史、诋毁党的领袖人物的错误思潮。这时已经比较明显地把两种虚无主义区分开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七大以后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问题。2010年6月，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旗帜鲜明反对党史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86页。）。在同年7月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中央分管党史工作的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代表中央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问题作出了全面阐释和部署。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同志还列举了历史虚无主义在当时的主要表现，要求必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对于历史虚无主义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要摆事实、讲道理，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习近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讲话，吹响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号角，不仅是党史工作的指南针，也成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学习和维护党的历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讲话进一步指出了国内外敌对势力“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3页。）。这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进一步揭露和批判。

在2013年12月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对待革命领袖应持的态度时鲜明指出：“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把对革命领袖的态度提高到是否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对邓小平同志反对“非毛化”思潮的进一步阐发。

2014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态度，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与此同时，中央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过程中，多管齐下，加大维护党的历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力度。中央印发的每个关于意识形态的文件都结合新的形势，列举历史虚无主义的最新表现和主张，提出回击的明确要求和切实可行的措施。这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视程度和反击力度，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总之，历史虚无主义由来已久。维护党的历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贯穿于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全过程。习近平同志在以往党的领导人论述的基础上，适应意识形态斗争的新要求，对历史虚无主义作出了全面科学界定，提出了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课题不断得到新的拓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二、党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科学界定

从上面的追述中可以看到，我们党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历史虚无主义概念的。

一是一般意义，即否定国家、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从毛泽东同志“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不能搞“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全面否定民族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再到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前后一脉相承。党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这种理解，与社会共同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如《辞海》对虚无主义的解释是：“通常指不加分析地盲目全盘否定人类文化遗产，否定民族文化，甚至否定一切的态度和思想倾向”（《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2237页。）。

二是特定意义，即歪曲否定中国近现代史、党的历史、新中国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其歪曲否定的重点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尽管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表现，但其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根本目的是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对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即否定国家、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党采取的是说“不”的态度；而对特定意义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即歪曲否定党史国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党采取的是旗帜鲜明反对的态度，也就是说，党提出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重大课题，其斗争的根本对象，就是这种歪曲否定党史国史的历史虚无主义。

不把否定国家、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作为斗争的重点，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其难点是对待孔子及儒学的态度。长期以来，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既是中华民族赖以延续并成为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又构成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宗法政权和制度的思想基础，尊孔和反孔、崇儒与抑儒，自古以来就是思想文化交锋的重点。进入近代，这一问题又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来。从洪秀全打碎孔子牌位到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从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当代新儒学一些学者主张“立儒教为国教”等，尊孔和反孔、崇儒与抑儒的主张斑驳多样，斗争十分复杂，政治和学术交织，很难用一把尺子、一个标准来衡量其是非曲直。对此，只能根据时代的变化以及当时所处历史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加分析地一概肯定与否定，是很难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历史保守主义者，是坚持扬弃继承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肯定孔夫子的同时，也多次批评孔夫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我国传统文化，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对儒家思想要继承“优秀成分”，“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党不会因“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降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高度，也不会因尊孔崇儒而拔高一些搞复古复辟、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跳梁小丑。

党之所以把歪曲否定党史国史的错误倾向作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对象，根本原因就是这种错误思潮通过歪曲否定党史国史，企图抽掉党安身立命的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毁人之权，也必先去其史。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从否定共产党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打开缺口的。如任由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滋长蔓延，我们就可能重蹈苏联覆辙，不仅党的执政地位要丢失，近现代170多年中国人民接续奋斗积累的成就就会毁于一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就会被迫中断，光明中国就会变成黑暗中国。

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学术界有文章从一般概念及片段文献出发，把两种意义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混为一谈。这看似丰富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容，实际上模糊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场斗争的真正目标，掩盖了问题的实质，给别有用心的人转移话题留下豁口。不可否认，这两种意义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在一定的时间段以及一些问题上，区分起来较为困难。上世纪80年代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就是这两种意义历史虚无主义的结合体。但具体分析，如果《河殇》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一些学术上的不同看法，其负面影响和危害就不会那么大，处理结果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还有一些人无视党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科学界定，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党和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他们从概念出发，重新阐述历史虚无主义的内涵，提出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历史认识体系，作为所谓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来批判。他们散布许多错误言论，例如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批错了，“批判对象是虚的，并不存在批判者所指认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者“意识不到自己就是虚无主义者”，等等（郭世佑：《历史虚无主义的实与虚》，《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企图通过对历史虚无主义概念的重新界定，转移人们的视线，抢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帜和发言权。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总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党把否定党史国史的思潮作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对象，是分析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新形势作出的科学界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始终抓住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决不能被某些人的奇谈怪论所误导，陷入概念上的困惑。

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性质分析

正确认识和确定事物性质，决定着对待事物的态度及处理的方式方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斗争？是不是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论？这是我们在弄清党对历史虚无主义界定后必须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也是发生在特殊领域、需要严格掌握好政策界限的政治斗争。

第一，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之所以说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根本上讲是由斗争对象的政治性质所决定的。党所反对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思潮，要害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背后诉求就要走西方的道路。这好像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一面是否定党的历史和中国所走的正确道路，另一面就是主张走西方的道路，两面实为一体。

从提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重大课题开始，党就是将其作为严肃政治斗争看待的，认为如果听任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大行其道，势必搞乱党心民心，危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党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性举措，如把“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歪曲党史、军史”（《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2日。）作为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求任何媒体不能为歪曲党史国史等错误言论提供方便，对造谣生事者依法查处，等等，这有力打击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嚣张气焰。

政治斗争所具有的严肃性、原则性，决定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一个可以随便突破的问题。在学术问题上应该提倡“百家争鸣”“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但如果突破了党明确划定的政治红线，则另当别论。

第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多方面：就表现形态来说，属于思想即意识形态范畴，斗争阵线不分明，与大量思想认识问题交织在一起；就表现领域来说，属于历史这一具有较强专业性质的特殊领域；更为突出的特殊性，如前所述，就是斗争目标所具有的特殊指向性。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被限定在特殊范围、具有特殊对象的特殊政治斗争。习近平同志和党的文献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界定，是判断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标尺；不能超越这个范围、对象去随便界定历史虚无主义，不要把这一重大政治问题泛化到一切历史学术领域中去。应该吸取过去对史学中的学术问题展开过火政治批判的教训。对于研究国家、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意见，不能轻率地上纲上线；对于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研究中发生的不同看法，必须正确区分哪些属于政治问题，哪些属于学术问题，只要不踩到党划定的红线，不涉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要害问题，就可以当作学术问题来看待，不能轻易给人戴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

第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需要掌握好政策界限的政治斗争。严格掌握政策界限，最重要的就是要回到党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界定上，不能任由一些人认定历史虚无主义。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概念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课题需要进一步作出规范表述。党在十八大以后出台的关于意识形态的文件，均把歪曲否定党的历史、新中国历史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列入错误思潮的范畴。因此，党所反对的历史虚无主义，完整规范的表述应该是“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大课题，完整规范的表述应该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加上“错误思潮”这四个字，其指向性、确定性就更加清楚明确了。同时，在使用历史虚无主义概念时，也可以考虑加上一些程度词来进行限制。最严重的当然是“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而对于一些基于良好出发点的学者在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可用诸如“虚无主义倾向”“虚无主义偏向”等词限定，以区别对待。

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处理，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部署，既要坚决反击，又要防止扩大打击面，不能再现过去那种过火斗争。党中央对处理包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在内的意识形态问题非常自信成熟。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学者被戴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一些有问题的杂志网站也没有像过去那样一封了之，而是采取推动改变颜色的方针；对高校课堂和各类讲座、论坛、报告会、研讨会以及民间社团的管理得到加强；一大批形式多样的党史国史优秀作品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总之，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重大政治课题，既不能淡化这场斗争的严肃政治性，又不能把学术问题泛化为政治问题。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巡视员兼副主任、教授）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