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29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12月，全国农村96.3%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初级社者占农户总数的8.5%，高级社者占87.8%，意味着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但是在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变过程中，由于相当多的初级社还来不及巩固，就匆匆忙忙地转为高级社，甚至还有未经初级社阶段，而直接由互助组进入高级社；再加上经营管理、干部作风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引发了1956年底至1957年春部分地区农民闹退社闹粮食的事件。
退社风潮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初级社与高级社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作为农民的股份参加合作社，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仍为个人所有，产品分配按所占生产资料与社员劳动工分的比例进行分红；而高级社，农民则需要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交给合作社，在分配中生产资料不参与分红，而是完全按社员的劳动工分进行分配。高级社创办之初，由于管理经验不足，一些农业社对农民的管理和限制过严，这对于长期以来自由散慢惯了的农民来说一时还难以习惯。至于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更是引起了社员的不满。
1956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在报送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农村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的报告》中说：“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作风是日益发展的一种趋势。”“基层中干部工作中命令主义，不但是大量的，而且情况也是严重的，有的已经发展到违法乱纪的地步。”报告中例举了四个方面的情况：
一是许多农业社干部，在工作中不同群众商量，不听群众意见，多是少数人或个人作主，甚至发展到独断专行。对于群众的不同意见，任意扣上“落后”“反动”“破坏合作社”的帽子，使社员有话不敢说。高阳县耿庄乡因受水灾，社员忙于个人种菜、打鱼，对社里的集体生产不是很积极，社干部便擅自举办所谓“落后分子训练班”，受训社员达100多人。昌黎县刘台庄乡农业社，为动员社员投资，一夜不让社员回家睡觉，有一个生产队干部说：“不缴不行，没有钱卖人也得缴。”有的社员只得把家中的口粮、烧柴、猪饲料卖了来投资。
二是片面强调集体利益，不顾社员个人利益，限制社员活动自由。有的农业社规定：生产竞赛时，不准串亲赶集，不准私自经营副业，否则以“违反集体利益论处”。许多社忽视或限制社员搞副业，又不准社员预支或借款，以致社员打油买菜的钱都没有，不少社员说：“农业社这种优越性实在受不了。”东光县金庄乡农业社规定：秋收时夜间不能私自外出，违者以“偷窃论处”；社员收割自留地的庄稼，必须持证明文件，否则按偷窃论。
三是任意克扣社员工分，罚劳动日，停止劳动，冻结存款，不发给救济粮和购粮证。南皮县大庄乡规定，偷一个玉米罚10个工分，有一个社员偷了180个玉米，被罚了1800分，他劳动一年挣了1700分，不但全被罚光，反而欠了社里100个工分。满城县红光农业社有两名社员私自到保定卖了两次瓜，被生产队长扣上“私自外出”的罪名，各罚工300个。
四是随意捆绑吊打社员。秦皇岛市郊两个乡的党员，打骂群众的有15人，占党员总数的7%。房山县（今属北京）五侯乡山青社社员蔡德旺说，干部吸烟有钱，群众买油盐没有钱，被社主任听到了叫去打了一顿。蔡回家后同哥哥讲了，其哥去找社主任论理，结果也被打了一顿。社员们说：“合作社是阎王殿，社主任是阎王爷，队长是小鬼。”
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辽宁农民普遍反映：“农业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蹩（不自由），受气受不了。”有的社员甚至说：“入了社，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能过一个礼拜天。”这些问题，虽然当时也有所察觉，但并未得到及时纠正，到1956年秋收分配前后，这些问题引起的社员不满便凸现出来，引起了一股“退社”风。
早在1956年6、7月份，广西就有部分农业社社员闹退社。这年6月初，广西陆川县九区的塘寨社，闹退社的社员有32户。凌乐县玉洪区的莲花社，是一个由汉、壮、瑶等民族组成的联合社，共有164户，要求集体退社的就有4个队，64户。
到了1956年下半年，闹退社的现象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发生。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对辽宁、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陕西、河南、河北8省进行调查了解后，向中共中央汇报说：“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内，出现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些。”
12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近数月来，特别是全省大部分农业社转为高级社，并进入秋收和准备年终分配以来，各地不断发生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闹退社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退社农户达7万户（包括部分在升级、并社中未报名转高级社的在内），约占入社总农户的1%左右。已垮掉的社共102个，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有12万7000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2%弱。个别地区曾经发展成为群众性的退社风潮。特别是在经济作物区和生产搞不好的地区，退社问题更为突出而严重。”
1956年冬天以来，河南的临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权、商丘等12个县闹社、退社现象共涉及278个合作社。退社现象严重的临汝县，闹退社的达到13个乡、67个自然村、35个生产队、84个生产小队，共包括3万人口的地区。闹社的主要表现是：开始不让外调本队或本村的粮食、红薯和蔬菜；而后停止生产，结集到乡、县请愿，私分、抢分粮食和红薯；严重的地方，发生打骂干部，甚至私自改选干部和人大代表，个别社抢分公粮，最后闹分社、退社。
到1957年春夏之交，退社风潮有增无减。据辽宁省凤城、昌图等9县的不完全统计，闹退社的有1万余户，已退社的有4000余户。在江苏，有闹退社现象的合作社，新沂县占43%，铜山县郑集区为50%，沭阳县为57.5%。有些地方，还由闹退社发展到闹事。
1957年春，江苏泰县的闹退社事件在几个乡范围内成片发生，有数千人到县里请愿，形成了一股影响不小的农民闹社风潮。
泰县在1952年就建立了第一批农业合作社，开始几年，合作化是稳步进行的。但是，在1955年下半年批判“小脚女人”之后，各级干部唯恐自己戴上“右倾保守”的帽子，大办合作社，到1955年底，入社农户达到了总农户数的近一半。进入1956年，泰县又迅速掀起了初级社转高级社的热潮。这年1月，全县还只有1个高级社，到3月下旬，猛然发展到482个，入社农户达总农户的近60%。
高级社虽然建立起来，但由于管理工作跟不上，包工、包产、包成本的“三包”制度流于形式，全县数万亩耕地没有种上，生产工具损坏严重，耕牛跌膘、死亡现象也不少见；合作社财务混乱，少数乡、社干部随意挪用公款；大部分多种经营被取消，社员搞副业被批评为“光想个人发财，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致使社员收入大为减少；干部作风不民主，大事小事个人说了算，少数干部还打人骂人；等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广大社员的强烈不满。
1955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泰县的粮食也获得了大丰收，全县粮食总产量比1954年增加了两成。1956年，情况就没有那么妙了。这一年，泰县132万亩农田中，受水灾和风灾的有70万亩，全县粮食减产近20%，减产的合作社占总数的82.7%，社员收入减少了42%，生活因此受到严重影响，不少家庭连吃粮都发生了困难。据该县的典型调查，缺粮一个月左右的农户达70%。于是要求退社的社员很多，有近20%的社员要求退社，40%的社员思想动摇，要求继续办社的社员只有40%。这种本来严重的情况，却没有引起泰县县委的重视，终于发生了社员闹事风潮。
从这年5月开始，闹退社事件在泰县几个乡的范围内成片发生。开始之时，社员都是要钱、要粮，要求公布账目，要求把大社分成小社，在得不到肯定答复的情况下就自动退社，并把原来折价入社的耕牛、农具带回家，甚至还强行收割地里半成熟的庄稼。接着，闹社由小闹、“文”闹变为大闹、“武”闹，以至绑打干部，搜干部的家。据统计，全县被绑打的干部有224人，被抄家的有299人。闹事发生后，县里各级干部没有积极深入到群众中去努力化解矛盾，而是听任事态发展，结果愈演愈烈，以致演变为社员到县城请愿。开始时每天几十人，到后来最多时每天达2000多人。要求县领导批准他们退社，不答应就呆在县政府要饭吃，并围攻干部。当退社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回到乡里后继续闹。其中港口区的马庄乡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闹退社的群众召开选乡长大会，并宣布撤了乡长的职，自行任命了乡长。他们还阻止县政府派去解决问题的干部进社，甚至对县里的干部加以扣留，不给饭吃。泰县闹社严重时，波及全县的73个乡、502个社，分别为全县乡、社的82%和47.4%。直接参与闹社的群众有3万多户，约占全县总户数的17%，自动退社的有1万多户。
浙江省仙居县也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农民闹退社事件。
这个县自1956年秋收后，群众就普遍反映“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大社不如小社”，个别地区即发生退社事件。“在当时‘左’倾错误思想支配下，县社干部不敢宣传落实互利政策、自愿原则，改进生产管理，而在整社中把主要矛头对向富裕中农，批判‘资本主义思想’，不许分社，不许退社。暂时平息了风潮，而社内问题仍然成堆。”
仙居县农业合作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没有处理好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关系，片面地强调以粮食生产为主，甚至用命令的办法强行推广三熟制，限制社员家庭副业；合作社账目不公开，财务混乱，部分社队干部贪污多占，加上别的原因，使合作社的工分值很低，全县农业社每个劳动日最高者为7角4分，最低者仅为9分，平均为3角3分，社员收入大为减少。另一方面，基层党员绝大部分当上了干部，掌握了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大权，造成了党群关系某种程度上的紧张。相当多的干部在生产、分配等重大问题上命令行事，不与群众商量，甚至用“戴帽子”、扣工分、脱衣服受冷等办法对待群众。还有少数干部违法乱纪，在合作化高潮中，这个县的251个乡干部有74个吊打过人，33个乡镇的1117名党员有贪污行为的48人。而且有大量的干部工作不深入，很少与群众联系，不能同群众同甘共苦，很难听取群众的意见与要求，干群关系亦很紧张。
由于上述原因，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合作化后的第一年，农业社的收成很不好。到1957年4月中旬，夏收减产已成定局，全县夏粮减产达25%。到这时，社员与干部、穷村与富村、贫穷社员与富裕社员之间的矛盾，便充分暴露出来。
1957年4月中旬至5月中旬，仙居全县33个乡镇中竟有29个乡镇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发生闹事的235个，参加的群众有2万多人。仙居县农民闹事的特点，主要是社员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打干部、哄闹政府或自动解散合作社。闹事后，全县的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116个，部分垮掉的55个，入社农户由91%降到19%。
其他各地也发生形式各异的农民闹退社事件。据1957年6月25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从1956年秋收分配到1957年4月底半年多的时间里，共发生社员闹社事件144起，参加人数为7289人。山西农民闹社的方法有集体请愿、联名告状、打官司、查账、集会、游行示威、包围干部、与领导轮流谈判、集体到县级机关讨饭、争夺社内生产资料、罢工、村与村之间打架、打社干部等10余种。在闹社中共打伤14人，逼死合作社主任1人。
农民闹粮
在一些地方发生农民闹社、要求退社的事件的同时，还有一些地方因统购统销问题发生了农民闹粮事件。
对粮食进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统购统销制度形成于1953年底，它要求农民在完成公粮（即农业税）上缴和留够所需的口粮、种子、饲料用粮之外的大部分余粮，在规定的时间内卖给国家即统购，同时对非农业人口定量供应所需粮食即统销。1956年是全国农村全面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但这一年夏收以来，全国粮食销量并不正常。7月粮食销量比1955年同期多销10.7亿斤，8月销量比去年同期多销14.8亿多斤，9月销量比去年同期多销17亿多斤，7、8、9三个月合计共比上年同期多销43亿斤（其中灾区多销的约有16亿斤，一般地区多销的约有27亿斤），比遭受特大灾荒的1954年同期还多销16亿斤，而且这种销量上涨的趋势还在继续发展。而1956年夏季征购的结果，比上年同期少收粮食30亿斤。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联合发出《关于目前粮食销售和秋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指示》，强调：“尽管农业合作化了，农业生产有了若干发展，但是我国粮食需要的增长仍远远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前面，这种产销矛盾的情况，在一个较长时期以内将仍然存在，仍然要求我们用极大的力量把粮食征购和销售工作做好，对于这方面的任何麻痹疏忽都是错误的。”指示要求各地必须执行下列各点：（一）继续贯彻执行什么时候缺粮、什么时候供应的原则。（二）国家粮食征购应当同农业合作社社内分配结合进行，使农业合作社首先完成国家核定的粮食征购任务，然后进行社内分配。（三）必须继续坚持购销结合的原则，一定要将销售和征购统一安排，不要重复过去征购时只管征购、将来销售无法控制的错误。（四）在粮食增产地区，须要适当增加一点统购数量以支援灾区，但增购的数字仍以不超过增产部分的40%为原则。
尽管如此，1956—1957年粮食年度的统购统销任务完成得并不好。这年度粮食比1955—1956年度增产150.6亿斤，但收购却减少了25.6亿斤，而市场销售却比上年增加了127亿斤。这一减一增，使国家粮食库存大为减少。农业合作化后农村出现销多购少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在进行合作化宣传动员的时候，曾向广大农民描绘了一幅加入合作社后的美好前景，因而合作社建立后，许多农村基层干部认为应当给农民多留一点粮食，使农民的日子比单干时过得好一些，至少不要比单干时差。因此，那些增产了的农业社要求把增产的粮食都留下来，没有增产或增产不多的农业社要求减少征购任务或增加供应指标，而那些歉收的农业社更是要求国家多供应粮食。这样一来，粮食的征购量并没有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实现而增加，而统销量亦没有随之而下降，却出现了反向的趋势，这就势必影响到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
尽管1956年的粮食统购并没有完成国家预定的计划，但由于一些地方在粮食统购中不注意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加之农业社的经营管理、干部作风等方面存在问题，因而在1957年春，在一些地方发生农民闹退社事件的同时，有的地区还发生了农民闹粮事件。
河北通县地区1956年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水灾，受灾面积512万亩（占总耕地的53．88%），受灾人口156万（占总人口的50.4%），灾民因灾缺粮2.1亿斤。1957年春，由于粮食供应不足，不少地方曾经发生群众叫喊缺粮、生猪减少、牲畜瘦弱死亡的现象。据通县地委、行署的估计，全地区约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社闹粮食问题。闹缺粮的群众，有的是不缺喊缺，但也确有一部分是真正缺粮。
由于粮食紧张，通县某些地区还曾发生了一些群众请愿和闹事事件。群众到县、专区和北京上访者日渐增多。“据北京反映，周总理和北京市民政局长的汽车都曾被请愿群众拦阻过。”有的地方还发生群众哄抢社内粮食、因要粮打骂干部的现象，更有一些地方发生农民集体闹粮事件。
1957年2月底3月初，河南孟县的南庄、化工两个乡4个社即发生了群众要粮的问题，由于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事态进一步发展。到3月中下旬，孟县有的乡、社群众坐着大车，成群结队地到邻近的温县、沁阳、济源要饭，并高价购买粮食、豆饼以及各种干菜。
中共新乡地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曾电话指示孟县县委加以检查并迅速解决，但并未引起孟县县委的高度重视，到4月中旬，闹粮严重的达8个乡36个社。这些社的群众整日闹粮，生产情绪低落，许多人基本上停止了生产，并且成群结队地到县、乡政府要粮。由于粮食问题严重，相当多的农民出卖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据该县南庄、化工、城伯、里庄4个社的统计，共有5155户卖掉大小农具6193件，南庄、化工两个乡7个社外出逃荒要饭的达350户420多人，拆房卖瓦的90户，拆房324间，卖家具的1500多户，要求退社的44户，卖小孩的4户。由于粮食问题得不到解决，一些群众编出快板发泄不满，说什么“社会主义工业化，把人饿成骨头架”，“社会主义真正好，糠面馍也吃不饱”，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
孟县发生大规模的群众闹粮事件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度的统购中任务过高。在分配统购任务时，孟县县委不是根据各农业社的实产计算，而是按估计的产量分配，县委预计全年每亩平均产量为446斤，实产为425斤，相差21斤，而且在分配任务时还将标准粉的折干率提高了10%，结果造成一部分农业社卖粮过多，口粮不够，全县70个农业社中，有39个社没有达到360斤至380斤的口粮标准，社员平均留粮在300斤以下的就有4个社。口粮本来没有留够，而一些干部对群众实际困难又态度冷漠，不及时帮助解决。农业社的支部书记说要粮的群众是胡闹，是立场不稳定，跟着地主、富农、坏人跑。有的干部甚至说群众饿死活该，饿死谁该谁倒霉。群众对此气愤地说：“共产党好，下边的干部不好”；“共产党的政策是好政策，就是下边干部执行不了”；“毛主席的经是好经，都是小和尚（指基层干部）念错了”。
山东惠民地区的利津、广饶两县，1957年5月12日至18日，连续发生抢粮事件13起，其中已抢粮食者8起，劝阻回去者5起，涉及两个县的3个区、8个乡和37个村，参加抢粮的群众有4800余人，共抢去粮食92000余斤。
抢粮事件首先发生在利津县盐窝区的盐窝镇，继而波及到相邻的区乡。在事件发生前，盐窝的粮食供应就已非常紧张，进入5月后每人每天平均只有4两粮，少数的有半斤粮，而且有不少户因为缺粮早已断炊和停止生产了。为此，一些群众抱怨说：“政府再不供应（粮食），就得官逼民反、抢粮库。”盐窝区委得悉这一情况后，于5月10日晚在盐窝镇召开了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要求与会者带头少要或不要粮。由于不能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未能打通与会人员的思想，与会人员反而要求将6月份的供应提前，并给缺粮户补发供应证，盐窝区委害怕突破供应指标，不敢答复，会议无果而散。第二天，盐窝区委将这一情况向利津县委作了汇报。
5月12日，利津县委派了两名常委到盐窝来帮助工作，不料他们刚到区里，盐窝镇8个村的1000余群众就将其包围起来，并抢了镇上的3个粮库，抢走粮食52000斤，还抢了一家饭店和农业社的4000斤种子。
13日这一天，盐窝镇刘村80多人，与外村来的600多人一起，拿着口袋，将设在该镇西村的粮库围住，要动手抢粮，经县区乡干部竭力劝阻，加之西村300多群众也不同意抢粮，双方僵持五六个小时后，参加抢粮的群众始散去。
14日后，利津县新台区的和平、福寿、乔家等以及盐窝的临河等乡，又相继发生群众哄抢粮库事件。广饶县董集区（该区原属利津）宁家乡、共和乡亦发生群众集体抢粮。参加抢粮的群众多是中年妇女，另外有少数的老人和小孩，绝大多数人属于缺粮户，抢粮的理由是“粮食不够吃”，“叫嘴逼的”，“这叫官逼民反”。一位带头抢粮的妇女，经过干部再三劝阻说服后说：“同志我求求你，只要给我写上买半片豆饼的条子，我就回去，我有三个孩子，大了保险叫他打国民党。”
利津、广饶部分乡镇发生抢粮事件，也主要是群众缺粮。这些地方4月底5月初就有45%至75%的户缺粮。造成缺粮的原因，又主要是因为此前粮食征购时群众卖了过头粮。利津县地处黄河与渤海边，盐碱荒沙地占了耕地的60%以上，1956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只有110斤，当时全县的粮食征购任务为2136万斤，然而只完成了1865万斤。由于在征购时过分强调“先公后私”，许多农业社留给社员的口粮不足。虽说多数社规定了人均口粮为360斤或370斤，但当时是随打随分，粮食水分很大，个别的社连花生饼和干菜也抵了口粮。对于这种情况，该县重视不够，有的领导说：“群众口粮基本够用，生活不错，供应面应控制在30%，不能突破。”或者说：“为什么其他地方都够了，你们不够，不要只叫困难，应当好好工作。”区乡手中掌握的粮食少，当群众要粮时，就只能以“讨论讨论、研究研究”等托词拖宕应付。群众不满地说：“你们总是讨论讨论，可把我们饿死了。”最终酿成了群众哄抢粮库的严重事件。
事件平息
农村一些地方出现闹社闹粮事件后，引起了各地党组织的重视。中共广东省委认为，发生闹社闹粮的根本原因，是许多农业社生产没有搞好，“去冬今春合作化高潮以来，许多工作做得比较粗糙，不少社由于生产关系大改变，社的管理水平跟不上，加以农业生产领导上的盲目性以及晚造（晚稻）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结果使得相当一部分社减收，而绝大部分增收的社增收亦不太多。因此，不少社内有相当一批社员减少收入”。
中共河南省委农工部认为，部分地区社员闹社闹粮事件，主要原因是实现高级合作社后，广大农村的主要矛盾已由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而各级领导和农村干部对这种新的形势认识不足，加之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在建社时工作粗糙，建社后政治思想工作滞后，对建社中出现的问题未能及时认真加以解决，尤其是对部分社员的困难解决不够。这些问题，在进行年终分配时，都集中地暴露出来，使社员对办好合作社和依靠合作社发展生产有了怀疑，再加上分配时有些社员减少了收入，这就使这些人产生了闹社退社的思想。
山西省委也认为，造成社员闹社的原因，除了合作社存在的上述问题外，“绝大部分闹事是与我们各级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分不开的”。
据中共江苏省委农工部办公室的调查，闹退社的主要是入社后收入减少的社员和生活困难户。前一种人本来许多就是勉强入社的，结果入社后收入减少而闹退社；后一种人入社之初听说合作社有很多优越性，产生依靠大伙改善自己生活的思想，可入社后分配的结果却入不敷出，透支很多，生活发生很大困难，在社里还常受到冷嘲热讽，认为还不如退社的好。除此之外，农业社还存在生产与劳动管理不好，责任制没有建立，财务混乱，分配不公平，合作社规模过大，队与队之间存在矛盾，干部不关心群众疾苦、工作态度生硬、搞特殊化，领导上存在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等，也是造成一部分社员闹退社的重要原因。
从1956年开春决策分配至1957年4月上旬，四川绵阳县共有103个农业社（占该县合作社总数的8.7%），先后发生130起闹社事件，参与的群众达2800余人，每次参与闹社的群众多者一两百人，少者一二十人，其中由哄闹发展为喊打干部的有17个社，18起，参与的群众200余人。中共绵阳县委关于群众闹社事件给绵阳地委的报告中认为，闹事的原因，一是合作社的工作确有缺点和错误，比如：干部自私自利，贪污挪用公款，偷盗社内公共财物，私宰肥猪多吃猪肉；作风不民主，严重强迫命令；经营管理混乱，劳动力调配不合理。这类社在闹事的社中占60%—70%。二是富裕农民由于入社后减产或对统购统销和副食品供应不满，“有些社员怀疑社干有贪污拉（挪）用，而社内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没有针对社员思想及时进行宣传解释，消除社员顾虑，安定社员情绪，而是听之任之，甚至有的社，社干不但不予解释，反而辱骂社员，造成‘火上加油’，最后终于闹起来”。这类社在闹事的社中，约占30%—40%。至于“坏人煽动则是极个别的”。
应该说，这些分析基本上是切合当时实际的。
中共中央1956年12月24日在批转中共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的报告时，针对一些地方出现闹社退社事件提出了三点意见：（一）各地合作社对于急急忙忙叫富裕中农入社，或者让其入社基本就是不策略的。今年分配所得，富裕中农的收入都有所减少，因此怨言甚多，有些人要求退社。让一部分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二）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原来从事手工业等其他行业的人，过去确实收入较多，留在社里很难维持他们原来的收入不下降，经过工作，如果他们仍坚持退社，可以允许其退出，不必把他们勉强留在社内。（三）对于一部分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可从公益金中给予适当补助，必要时，也可暂给以适当的土地报酬。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他在讲到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事件时说：“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他还说，要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如果工作做得不好，发生了闹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
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强调为着继续巩固农业合作社制度，争取今年农业的大丰收，坚持民主办社的方针是很重要的。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注意以下三个主要事项：第一，农业合作社要按时公开财政收支。所有一切财政收支，都必须按时公布，让全体社员知道，由群众参与评议，而不能由少数干部独揽支配的大权，以便避免各种营私舞弊的行为，保证社干部的廉洁，消除社员对于财政问题的疑虑。第二，社和队决定问题要同群众商量。凡是关于生产的布置，农业技术的改进，耕作制度的改变，新种子的采用，合作社的基本建设、经营管理等问题，都应该由干部和群众共同讨论，既要照顾国家的计划和政策，又要因地制宜，按照当地的土地条件、季节条件以及其他经济条件，反复研究几次，稳步前进。第三，干部要参加生产。农业合作社的社长、副社长以及其他干部都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县、区、乡应减少会议，以便减少或避免社干部在时间和经济上的浪费。
5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正确处理农村人民闹事问题的指示》，提出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上级主要领导要亲临现场，直接与群众见面。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冷静分析情况，辩明是非，凡属乡、社领导上负责的，乡、社干部应该在群众中公开检讨，取得群众的谅解；有些责任应由上级机关来承担的，上级机关要实事求是地承担起来；对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已为群众唾弃的干部，应予严肃处理，凡属群众的缺点和错误，也要讲清楚。要迅速组织群众投入生产，干部也要以身作则带头生产，同时做好闹事的善后工作，做到群众所提的问题件件都有交待。6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江苏省委这个指示的批语中，也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冷静地分析夏收前后的农村形势和农村人民闹事的原因，主动地去解决农村中存在的问题，防止闹事事件的发生，并且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使干部们懂得，对待人民闹事，既不能片面地迁就许愿，也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而应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辨明是非，达到干部和群众在更高基础的团结，以利于生产。
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领导干部亲自出马，或者派能力较强的干部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弄清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然后向群众讲清道理，分清是非界限，把问题提出来与群众共同讨论，协商解决办法。对于那些不合理的意见和办不到的要求进行耐心说服，对于错误的意见和行动进行批评和教育，对极少数坏分子进行打击，对生活上确有困难的社员增加口粮、发放救济款，让犯有错误、作风不好的干部当众检讨改正，把少数问题严重和不胜任工作的社干部撤换下来。通过这些措施，多数闹社事件得到了妥善处理。到1957年6、7月后，由于采取了较为有力的措施，加之农业生产进入了紧张的夏收阶段，各地的农民闹社退社事件也大为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