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军区第二办事处（简称“二办”），也叫对孙（良诚）办事处。“二办”建立于1943年5月，它是根据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和冀鲁豫军区召开的全区第一次敌伪军工作会议精神，为了对付伪二方面军孙良诚部特设在昆吾县（今属濮阳县）的一个秘密敌工机关。同年11月，杨得志率部奇袭八公桥，全歼伪二方面军孙良诚司令部后，“二办”合并于军区敌工部，历时半年多。

冀鲁豫军区四分区政委张国华兼“二办”的主任，毛定原任副主任，主持具体工作。正式工作人员有李苏坡、张经五、王贯一、王冰如等十余人。军区敌工部部长李一非常驻“二办”具体指导工作。“二办”没有科室设置，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主要活动在临黄堤两岸，伪二方面军前哨以里，总司令部驻地之外，群敌环抱之中。

“二办”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孙部的情报；瓦解孙部与其他伪、叛、顽、杂军的联合；分化瓦解孙的总司令部、八大处、兵工厂，各军、师部和直属团，最后挫败孙良诚部，巩固冀鲁豫边区根据地。

“二办”的建立是斗争形势的需要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日军为了挽救其败局，一方面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一方面驱使伪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空前规模的“扫荡”、“蚕食”，以实现其“变华北为巩固的兵站基地”的计划。日、伪、顽、杂互相勾结，纷纷打着“剿匪”、“灭共”的旗号，建立据点，修筑工事，扩充地盘。郓城的刘本功把住冀鲁豫的南大门，侵占了黄楼、旧城等重镇；朝城的文大可大挖冀鲁豫的后墙根，蚕食了贾庄、虞铺一带；特别是伪二方面军孙良诚卷土重来，由山东曹县、定陶挥师北犯，大举进攻冀鲁豫腹心地区—濮阳、濮县。冀鲁豫的形势急剧恶化。

孙良诚原是国民党正规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副司令兼鲁西行政公署主任。1941年底至1942年初，孙被八路军连续击败南逃。在“曲线救国”的幌子下，于1942年4月公开投降了日军，被委任为伪二方面军总司令，在日军、汪伪政权的精心扶植下活动起来。1943年初，孙自以为羽翼丰满，便率两个军，号称五万雄兵，重犯冀鲁豫根据地。其先头部队窜至濮阳以北，抵达清丰、观城，总司令部设在濮阳城东南45华里的八公桥，扬言全占两濮（濮阳、濮县），吞掉冀鲁豫，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孙良诚坐阵八公桥，南临黄河天堑，北依濮阳古城，又有两门、徐镇两大重镇做左右翼，军事防范十分严密。镇内十字街心筑起碉堡，部署轻重机枪，指挥全镇。镇周围修了一丈多高的围墙，围墙上扎了鹿寨，墙外挖了一丈多深、两丈多宽的壕沟。外边是二华里的开阔地，扫清了隐蔽物，难攻易守。其直辖三十八师两个团和一个特务团守卫总司令部。精锐新五军王清翰部做前哨，嫡系新四军孙雨田部做后盾，军械装备精良，工事设施巩固。再加上孙良诚与总参谋长甄纪印是老同事，新五军军长王清翰是老同乡，新四军军长孙雨田是堂兄弟，与相当一部分师旅团长有瓜葛，他们之间，即有上下级关系，又有同乡、同学、同事、同族等私人关系；既有军事上的指挥协调，又有感情上的互相辅助；既占有利地形，又拥有“人和”，孙认为其本部是铁板一块，不可一世。于是，他肆无忌惮地抓丁拉夫，抢粮逼款，伐树拆房，断桥破路，拼命“扫荡”、“蚕食”，扩充地盘，以实现其围剿冀鲁豫根据地的狂妄计划。昆吾原来是一块比较坚固的抗日根据地，而孙良诚来后面积一天天缩小，人心动荡，恶虎卧门，对冀鲁豫根据地中心区威胁很大。因而，乘敌立足未稳，拨掉八公桥这个“钉子”，挫败孙良诚这一大股敌人，保住两濮，对整个冀鲁豫根据地的巩固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时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敌人处于优势，要想以劣胜优，就必须对敌人开展分化瓦解工作，把孙良诚这块“铁板”敲开，使其破碎，失去协调，指挥失灵，把其战斗力压到最低限度。

“二办”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起来的。

主要活动与成绩

“二办”独立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做了许多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利用西北军旧部，迅速沟通与孙良诚部的关系。

孙良诚原为西北军的将领。冀鲁豫地区有许多人曾在西北军当过师旅团长，这次孙部北犯，大量吸收西北军旧员，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二办”紧紧抓住这个良好机会，积极动员曾在西北军干过事的社会名流来“二办”帮助工作，利用这些人员尽快沟通与孙部的联系。

首先是山东鄄城的张履福。张本来是农民，逃荒到山西当土匪，后投靠西北军当了混成旅长，曾参加北伐战争。解甲归田后，又成了鄄城一带的大绅士。军阀、官僚、地主、土匪、流氓他都通。张与孙良诚的关系比较密切，张称孙良诚大哥，孙则唤他张老弟，二人无话不谈，亲密无间。张是孙的座上客，也是为“二办”工作的社会人士。他到孙部后，孙的总司令部、八大处、兵工厂，各师、旅、团部等很快被沟通了。孙部的兵力部署，武器配备、工事修筑、军师团各部的关系，士兵情绪等情报，张一一汇报给“二办”。

其次是赵明甫，赵是濮阳柳屯人，曾当过旧民团局长（后来曾任冀鲁豫边区参议员）。在濮阳一带颇负盛名，孙赵有旧情，孙良诚想利用赵的地方实力，二人打得火热。赵不便在孙部直接出头露面，便把自己的同乡、亲信、旧军人张连仲介绍到孙部作事。张连仲既有旧军人的感情，又有浓厚的乡土观念，遂把濮阳一带的兵痞、流氓、落草的官僚等推荐到了孙部。这些人是革命的对象、社会的渣滓，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能为革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濮阳1941年、1942年连续两年大灾荒，粮食奇缺，人民群众糠菜难以饱腹。伪二方面军的官兵吃粮也很困难。“二办”通过这些人用粮食收买，也沟通了各部的一些关系，得到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

利用“交朋友”，打进敌人内部。

孙良诚部的总参谋长甄纪印，河北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书生气十足，凭着与孙良诚的乡土旧情掌握了伪二方面军的军事大权，他为人处事总好以“友情为重”。“二办”利用甄的这些弱点派吴尧衢打进甄的总参谋部。

吴尧衢，中共党员，在北伐后曾任过宁夏省教育厅科长，当时甄纪印任该厅厅长，是吴的上级。吴与甄在一起工作期间关系甚密，互以朋友相待，往来没有戒心。这次故交异地相逢，又当孙部“望才若渴”之时，甄见吴分外欢喜，任命他在参谋处任机要科长。

吴尧衢担任总参谋长处机要科长以后，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开展工作，利用合法身份，千方百计与孙部的各处、部、室搭线联系，拜朋友，拉人情，关系搞得热热火火。而后，便把“二办”的侦察参谋、敌工人员安排到孙部各个要害部门。

从此，孙部有了“二办”的内线。

开展争取工作，签订“君子协定”。

张履福、吴尧衢等的积极活动，流散在冀鲁豫一带的西北军旧援的大量荐入，共产党敌伪军工作的大力开展，伪二方面军常因军机的泄露，组织的失控、指挥的失灵而导致“扫荡”、“蚕食”的失败，使孙部的上层人物大为震惊。于是，孙良诚恼羞成怒，准备采取大规模的军事冒险行动，对冀鲁豫边区展开全面进攻。但是，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开展，人民武装力量的日益壮大，对小股敌人的不断袭击，也迫使使孙良诚对自己的冒险行动计划不得不慎重考虑。

正当孙良诚进退维谷、前后为难、心意难决的时候，李一非、冀炳南、吴尧衢、张履福等积极疏导、联络、牵头、接线。1943年七八月间，张经五代表冀鲁豫军区，孙雨田代表伪二方面军总部，张履福从中作保在徐镇伪二方面军三十八师师部进行谈判。共同申明了团结抗日的大义，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重任。并交换了电台、马匹。“二办”对伪二方面军官兵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达成了团结抗日、互不侵犯的“君子协定”。

这次谈判，特别是“君子协定”的签定，稳住了敌人，使两濮地区的军事摩擦暂时缓和下来。但是孙良诚对团结抗日并没有诚意。不久，“协定”便成了一纸废文。

配合地方党和群众，绘制八公桥战略图。

“二办”除利用西北军旧部、濮阳当地的社会名流开展工作外，还密切配合当地的中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与原属地方的情报机关保安集、八公桥等联络站取得了联系，结成了一个情报网，及时准确地收集传递了孙部的情报。军区参谋长阎揆要，回民支队作战科长李国栋，二分区参谋老魏、侦查股长丘克难等经“二办”牵线，都先后与中共昆吾县委、三区区委、八公桥联络站取得了联系，选定了可靠的情报员，布置任务，了解情况，到现场观察敌情，为奇袭八公桥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濮阳县三区区委委员靳志海接受任务后，利用其在八公桥当过几十年长工，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组织了以中共八公桥党支部为核心的联络站，专门收集孙部的情报。情报员郭建武以伪村长的身份，拿着秤、账本、算盘假装催粮派款，在八公桥镇内走街串巷，挨门查户观察敌情。在他的账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某院柴草垛一个，某家高粱杆50斤，某户豆子100斤……。这些“柴草垛”、“高粱杆”、“豆子”分别代表炮楼、枪支和伪兵。

经过紧张而机智的工作，孙部的兵力、火力、工事及防范措施等等全部摸得一清二楚，几个情报人员对收集到的情报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周密的设计，一天晚上，在郭建武家的羊屋里，在一块压豆腐的案板上，神不知鬼不觉地绘出了一张详细的八公桥作战图。在这张战略图上，不仅孙部的兵力、火力部署一目了然，而且连哪里有几眼水井、水坑，哪里有堵墙、有座庙，哪条街有几道胡同，甚至谁家养着一条狗都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

这张作战图很快转到了杨得志司令员手里，对奇袭八公桥起了重要作用。

分化瓦解敌人。

伪二方面军孙良诚部盘踞的地区正处日军华中与华北派遣军的结合部。日军驱使伪军对两濮地区几次大规模的“扫荡”后，退回了原驻防地(华中派遣军退驻开封，华北派遣军退驻大名)，一时还不易统一行动。利用此机会，军区各部队秘密向孙部的纵深处迂回推进。

而对郓城的刘本功部则虚张声势，实行佯攻。各部队开展练兵运动，日夜擦枪磨刀，造梯攀登。有的敌工员找到伪乡保长，故意恫吓：“我军在这一带集结，走露了消息要找你们算账！”有的敌工员告诉来往的商贩：“你看见了我军造梯子，可不准告诉敌人！”还有的把敌人的岗哨抓来，询问后放回，故意让他们做“舌头”，政治部主任尹斌还让敌工科长通过内线关系把假情报送到刘本功的指挥部。这样一来，刘本功慌了手脚，连忙收缩部队，向各部呼救求援。孙良诚看不到八路军的动静麻痹起来。丘克难向军区报告说：“敌人（指孙部）本来天天向乡保长要人赶筑工事，最近听说我们要打刘本功，丁夫也要得不紧了。围墙只筑了一丈多高……。”这一真实的情报表明：攻打孙良诚部的时机已经成熟，良机不可错过。

对接近八公桥，盘踞在徐镇、两门、庆祖等据点的伪、顽、杂部队，军区一方面动员地方武装—县区基干队、乡村民兵分路阻击，分点包围，准备实战，一方面分头做分化瓦解工作，使敌人各保自身，互不相顾。这样孙良诚的总司令部八公桥就成了大海中的孤舟，一触即倾。

孙良诚一向认为铁板一块的总司令部、八大处、直属团、特务团、兵工厂也都打入了“二办”的敌工人员。

1943年11月16日下午，数十名伪军从濮阳来八公桥送东西，“二办”按照予先得到的情报进行了截击，换成了“二办”的人打入了敌部，战斗打响后做了内应。

同时天快黑时，一批伪装的柴草大车来了，按照孙部防范惯例，天晚了不能进镇，停在镇外。战斗一打响，连柴草带大车填到了壕沟里，敌人开挖的“天堑”变成了通途。

午夜时分，指挥部红灯挂起，奇袭八公桥的战斗全面展开。七、八团各路勇士一齐冲进八公桥。伪军官兵有的在桌前打麻将；有的在睡梦中做了俘虏；有的摸枪捞炮想着顽抗，可枪炮变成了哑巴。他们哪里知道，“二办”打进兵工厂的敌工人员早已做了“安排”。

17日9时许，战斗胜利结束。悉数战果：“16日晚，我军主力攻入孙的总部驻地八公桥，激战12小时，将孙总部直属队全部歼灭，毙伤伪军数百名，俘伪二方面军甄参谋长、慕团长以下官兵1600余名，缴获轻机枪17支，步枪1600余支，子弹4万余发，电台两架，战马百余匹，粮食数百万斤及兵工厂一所（机器全部）”。（1943年11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

八公桥战斗胜利结束后，毛定原外出学习，其他人员合并于军区敌工部。“二办”虽然不再单独存在，但其活动并未停止，仍在利用旧关系，继续做孙良诚残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