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黄克诚(左三)陪同邓小平(右一)视察部队。

黄克诚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共和国十大大将之一。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恢复被九大、十大取消的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时任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兼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黄克诚当选第二书记，为常务书记。中央纪委成立之初，黄克诚接受了中央交给的起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任务，同时还参与了组织起草《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准则》和《规定》公布后，深受党内外群众的欢迎。对当时反对特殊化，净化社会风气，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作为我党老一代革命家，黄克诚素以敢说真话、敢于监督而著称。在他主持中央纪委工作期间，抓了几件影响很广的违纪事件。

1980年1月，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工作的一位主要领导，为接送总参谋部变动工作的三位高级领导干部，在北京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花去400元钱。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参与宴请的几位高级领导干部是自己的老部下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到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当时有不少人出面说情，并要求共同承担责任，黄克诚坚决不让步:“越是老部下，才越要严格要求，不严格要求怎么服众?”后来，参与宴请的几位高级领导干部向黄克诚承认了错误，作出了深刻检讨，并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了饭钱。

一次，时任商业部主要领导带人到北京市丰泽园饭庄请客吃饭，搞特殊化。丰泽园有一位年轻厨师给中央纪委写信，揭发这件事。中央纪委立即派人调查，情况属实。根据黄克诚的指示，遂向全党发出通报，批评了这种不正之风，《人民日报》还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事后，一位担任中央高级职务的领导人对这样的处理有些意见，黄克诚在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严厉地批评说:“现在老百姓对领导干部搞特殊不满，不就是因为领导干部不自觉，搞特殊化吗?难道就不能批评了，不能见报了?有什么不得了?舆论监督，听听老百姓的声音有什么不好?”

黄克诚严于律己，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建国后，黄克诚一家一直住在解放前留下的破旧房子里，管理部门曾多次劝说他搬迁或为他翻修住房，他坚决拒绝:“现在群众住房还困难，还是把钱节省下来用在当用之处吧。”文革后，黄克诚复出，全家仍住在一处平房里。住房多处漏雨，下雨时要用好几个脸盆接雨，管理部门多次提出给他翻修房子。当黄克诚听说要花3万多元时，便心痛地说:“花钱太多了，3万元能办很多事，不要翻修，哪里漏雨就修哪里。”直到他去世，一直住在这所旧房子里。

黄克诚对子女要求极严，他经常教导孩子:“你们要靠自己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后门可走的。”黄克诚还立下“家规”: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家属子女坐着公家的小车“抖威风”，不是我们党的作风，万万要不得。多年来，子女们都自觉遵守这条家规，就连黄克诚最疼爱的小孙子黄健，也从来没有坐过爷爷的小轿车，上学、外出都是自己挤公共汽车。

1980年春，黄克诚的小儿子黄晴结婚时，有人提议用小车把新娘接过来。黄克诚说:“摆这个谱有什么用?年轻轻的，不愿走路，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黄晴最后骑上自行车把新娘接进了家，既没有请客，也没有设宴，只是全家人聚在一起，邀请工作人员吃了一顿饭，就把喜事办了。这样的“家规”虽然近乎苛刻，但却给子女留下了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家风。黄克诚一共有四个儿女，个个事业有成。大女儿黄楠北大毕业，在高能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人员;大儿子黄熙清华大学毕业后担任工程师;二儿子黄晴北大新闻系毕业后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小女儿黄梅是中国科学院外文研究人员，曾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克诚感到自己的病难以治愈，便对医生们说:“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了。”病危弥留之际，黄克诚已经讲不出话来，他颤抖着双手，十分吃力地写下遗言，叮嘱有关部门对他的丧事一定要简办，不准家人额外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黄克诚逝世以后，中共中央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称他是“共产党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