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覃（1905—1935），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今属韶山市）人，毛泽东之弟。1921年在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赴广州，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和广东区党委工作，后到武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任书记。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是年冬被派赴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1928年初任遂川县游击大队党代表，后奉命带队参加接应朱德、陈毅部队与井冈山部队会师。同年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1930年1月任红六军政治部主任，曾代理军政治委员，同年10月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1931年6月任中共永(丰)吉(安)泰(和)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第五师政治委员。1932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1935年4月26日，在江西省瑞金县（今瑞金市）安治乡黄鳝口大山中作战时英勇牺牲。

奉命赴闽西

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后，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有两大主力：一是项英领导的中央分局下属红二十四师及各游击队，在江西境内；二是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领导的福建闽西红军和游击队。

1934年10月长汀县城失守后，福建省党政军机关从原驻地长汀城随即迁移至闽西四都山区。占据苏区的反动派，一面调派重兵寻找尾随红军主力部队，一面下令部分“围剿”部队掉过头来搜寻留守苏区的红军部队。蒋介石叫嚣三个月内全歼红军。他任命卫立煌、李默庵为驻闽第十绥靖区(闽西)正、副司令官，指挥8个正规师和部分地方保安团等反动武装共10万余人，于1935年1月对闽西留守红军和游击队进行首次联合“清剿”行动。

国民党军了解到红军虽善于打运动战和游击战，但存在重型装备缺乏、资源匮乏的弱点后，便以绝对优势兵力，构筑封锁线，每向前推进一步就筑垒、修栅、建碉堡，设置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对红军和游击队进行长期围困，企图达到不战而歼之的目的。

当时，中共福建省委、军区及其直辖部队有4000余人，全部转移到四都。这本身就是个错误。四都乡是丘陵地区，一无天险，二无坚固的屏障，区区几千人，装备简陋，根本抵挡不住国民党的十万大军。万永诚不顾敌我力量悬殊，也不避敌锋芒，反而命令将士构筑工事，采用硬碰硬的作战方式，与敌人进行正面交锋。尽管红军和游击队将士个个奋勇作战，但仍然是寡不敌众，无法突破敌人的严密封锁线。后来，只有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所部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100余人，安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而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福建军区政治委员万永诚、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必先、福建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等率剩余的闽西红军和游击队约2000人仍被国民党军重兵围困在四都乡一带。

此时，万永诚仍一意孤行，率省机关和所辖独立第十九、二十团等剩余部队，退至长汀、上杭、武平与江西瑞金交界的四都山区一个狭小地带等待敌人再次进攻，企图打一个歼灭战，来挽救当时的不利局面，重振将士士气。他的这一做法，立即遭到张鼎丞等人的反对。张鼎丞为了红军的前途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生命，据理力争，建议改变战略战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扭转不利局势。但万永诚等人不重视他的建议，只给他一个省委特派员的名义，让他回龙岩、永定领导开展游击战争。

万永诚率福建省委机关及所部约2000人，又整整苦战了几个昼夜，损失惨重，队伍一下子锐减到600余人。最为可惜的是，福建省委唯一的一部与上级联系的电台也在激战中被国民党军炮弹炸坏。至此，福建省委失去了与中共苏区中央分局领导项英、陈毅等人的联系。

由于联系的中断，身处江西于都宽田的苏区中央分局领导项英、陈毅等，也同样无法知晓福建省委的情况。当时，苏区中央分局急需尽快将红军中年老体弱的干部转移到上海治疗，因此福建经香港通往上海的地下交通要道是否畅通，关键在于福建省委能否生存。

1935年2月中旬，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留守红军大规模“清剿”刚刚结束，项英等立即决定派遣有较丰富山区作战经验的毛泽覃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前往闽西，去找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一是传达中央书记处和苏区中央分局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二是了解福建省委当时的处境，三是让毛泽覃前去指导工作，开展游击战。项英还任命毛泽覃为福建省委秘书长。

毛泽覃带领队伍成功突围后，途经于都南部的禾丰、会昌的白鹅，几经周折到达闽西，终于在四都山区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省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等会合了。
 

1978年至1979年间，“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重建的政治学院的领导，为了获得更多的建校经验，安排笔者搜集整理罗荣桓创办政治学院的资料。因为笔者对原政治学院的情况一无所知，便按照领导的指点，走访了十几位罗帅的老部下和原政治学院的老领导。其中，在走访彭清云将军时，进入他的房间，他用左手同我握手，右边的袖管是空着垂在身边的，这让笔者产生了好奇。在谈完罗帅创办政治学院的事后，应笔者的提问，他讲了自己断臂的往事，也讲了自己所追求的那种精神。

在抗日烽火中断臂

那是在抗日烽火中。1938年10月，彭清云所在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得到消息，日军一名高级将领，将由张家口经广灵到灵丘前线督战，旅部决定在邵家庄打个伏击，消灭敌人这个督战团。旅长王震令七一九团一营教导员彭清云为突击队长，率七一九团一营及七一七团九连担任伏击任务。

情报是准确的。日军准时进入了八路军的伏击圈。

说到“伏击圈”时，老将军用左手画了个半圆。笔者理解他，本来他是应该用两只手画一个完整的圆形的，但他已经做不到了，永远做不到了。

敌人进入了伏击圈。

老将军喝了一口茶，杯子没有放下，就接着说：我一喊，部队就打，火力很猛，一下子把敌人压住了。日军搞清方向后，就开始反扑。

老将军的左手把杯子举得很高，说：他反扑，我们不怕，我们是居高临下，有优势。他把杯子放下，接着说，最讨厌的是他们有一挺机枪，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不能发挥火力。

说到这，他两眼看着笔者，非常坚定、非常自信地说：一定搞掉它。

将军说：我带着几个人，绕路过去。他又用左手画了个半圆，接下去说：就在接近那挺机枪时，被他们发现了，跟着一排子弹打了过来，我们赶紧隐蔽，战士们倒没事，一发子弹打到我这儿。他说着，用左手抓住空袖管的肘关节部位让笔者看，然后，他把空袖管举到笔者眼前，抖了抖，说：血，流血了，衣服都湿透了。

他停了一下，然后，情不自禁地笑了笑，对笔者说：有的文章说我“全然不顾”“忍着伤痛”……他说：那种情况，我能顾得了吗？我不忍着又能怎样呢？没有办法呀，战士们都看着你呀！我要是退下来，就意味着失败！

说到这，他好像想起了什么，表情毫无变化地停在那儿。

片刻，他又整理一下思绪，对笔者说：我就忍着，死拼，组织几个战士把那个机枪手打掉了。敌人的火力被压下去，我们就往前冲，把他们的阵地搞掉，他们那个指挥官也被我们击中了。

说到这里，他的表情轻松，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畅快。接着他又说：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官。事后得知，是日军的中将，是什么第二旅团的旅团长，叫什么——常冈宽治。他说，这都是后来才搞清楚的。

战斗结束，彭清云和其他伤员一起，被送到三五九旅设在深山里的后方医院。

彭清云将军说：送到医院，我的心踏实了许多。可是，当时也没什么治疗条件，医生看了看，护士把纱布用盐水泡泡，把伤口洗了洗，擦上点红药水，就完了，说观察观察。他说，观察到第三天，不好了，右臂肿了起来；又过几天，伤口开始烂啦，血呀，水呀，红红的，直往外流。怎么办，医生用了止血的办法，更坏了，血流不通了，皮肤青一块紫一块的，出现了肌肉坏死的问题。他说，这时候，我就支撑不住了，一阵一阵昏迷。医生一看，不行了，赶紧往上报。王震旅长知道了，说：要抢救，调白求恩大夫去抢救。当时，白求恩大夫正在前线。这也是我的福吧。

英雄长恨，血洒红林

黄鳝口与福建省长汀县四都乡仅一山之隔，是瑞金县的南大门，也是瑞金通往福建、广东的交通要冲。1929年2月1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从井冈山下来的红军就是从瑞金安治乡的黄鳝口进入福建，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毛泽覃曾经几次路过此地，对黄鳝口一带相对熟悉。

对于国民党军而言，黄鳝口是一处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早在1934年12月以前，黄鳝口就已驻扎了国民党毛炳文部第二十四师七十二旅一四三团一整团人马，团长叫汤季楠。汤季楠奉命率领本部驻扎在安治乡一带“剿共”。他将一四三团分散驻扎在各村，征集民工修筑碉堡，在闽赣交界的交通要道上则特别安排了瞭望哨，隐蔽在山头树丛中瞭望，观察来往的可疑人员。为了配合两省联合“清剿”红军、游击队，他们还强行将分散在黄鳝口村内二十几个小村庄的村民，全部驱赶到山外。

在毛泽覃率领突围的红军战士来到黄鳝口大山时，原活动在这里的游击队因国民党军的联合“清剿”已经基本不存在了。

据以前一些被“清剿”下山的红军和游击队员回忆：红军被“清剿”、被俘虏事件，很少发生在大山深处，99％都发生在封锁线附近。而毛泽覃的牺牲地黄狗窝，却远离封锁线，位于黄鳝口大山的腹地，这说明毛泽覃一行人早就被国民党军盯上了。毛泽覃他们从闽西来，进入黄鳝口大山，说不定进入的是敌人早已布控好的口袋。

毛泽覃与突围的红军战士，是在没有向导，没有任何通信设备，也可能是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来到黄鳝口大山中的。可是黄鳝口也并非安全之地，除了山高林密外，没一处险要之地可守。南面是步权村的九寨，这里是国民党瑞金县河东片区“剿匪”司令部驻地，西面黄鳝口村有汤季楠的一四三团，后面还有甩不掉的追兵。此时，毛泽覃与突围的红军战士陷入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

黄田坑是黄鳝口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驻守的是欧阳江保安团下属的一个中队，队长姓饶，主要任务是进山“搜剿”红军、游击队。黄田坑村距黄狗窝纸槽（当地人所说的造纸厂，为财主陈家情所有）七八里远，村中人口不算少，有20多户人家。在国民党军对游击区进行“清剿”时，它是整个黄鳝口大山中唯一没被要求“移民并村”的小山村。这个村子原是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应是“移民并村”的重点对象，可是，这个村子一直没动静。为何不在黄田坑强行实行“移民并村”呢？是“好心”的国民党当局怜惜这个村的老百姓？笔者认为是国民党军故意以此山村作为诱饵，安排重兵常驻这个山村，以诱捕红军战士或游击队员。

据兰文才（福建省上杭县庐丰乡人，自称是毛泽覃的战友，与毛泽覃一同突围来到黄鳝口大山，是毛泽覃牺牲时的见证者之一）回忆：

毛泽覃率领的15人，到达黄鳝口大山中六七天后，毛泽覃才遇敌牺牲。他们首先来到跌死猫，这是一个只有一两户人家的小村子，极偏僻。跌死猫是黄鳝口大山中最偏远的一个小村子，翻过山头就是四都。在村子里略作休整，在当地百姓挖掘的、用作储藏过冬食物的地窖里找到一些南瓜，估计是好心的群众留给游击队的，但没有其他粮食，也找不到当地游击队。接着辗转到深坑、乌石岽、大斜等几个空无一人的小村子，都没碰上敌人，然后转移到黄田坑村大东坑黄狗窝纸槽。

据笔者推测，毛泽覃率领的游击队员进入黄鳝口大山之前，他们粮食已断多日，于是，找到粮食，找到当地游击队，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找来找去，他们最终来到人迹罕至的黄狗窝。而此时的黄鳝口大山，早已因“移民并村”空无一人，就连当地的游击队，在敌人的反复“清剿”下，也已经解散或转移至他处了。要想得到粮食，只能期望在大山的某个地方能找到当地游击队藏起来的粮食。为了摆脱困境，毛泽覃他们才转移到黄狗窝。

笔者认为，毛泽覃的行踪，很有可能是被搜山队发现的。毛泽覃所率领的游击队员在福建省武平县大禾突围出闽西，福建方面的国民党军是知道的。当时是联合“清剿”，福建省一定会通知江西境内各据点密切关注其动向，两省国民党军一定会加大力度，组织拦截与“清剿”。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报道推测，国民党军一定加大了对毛泽覃及所率领的游击队的搜捕力度，因为捕获一名红军高官，得到的奖赏肯定不少。若能搜捕到跟毛泽东有亲属关系的毛泽覃，它的新闻价值和政治价值就更不一般了。因此，他们肯定会在各据点布置暗哨，肯定会严守封锁线，以防毛泽覃等人逃脱。

1935年4月26日，天刚亮，毛泽覃等人还在休息。突然枪声大作，呐喊声不断，还没等房内的人明白过来，整个纸槽已被敌汤季楠“清剿”部队团团包围住了。敌人不敢靠近纸槽，只是不停地喊话，威逼毛泽覃等人投降。

国民党军最终是如何发现毛泽覃及游击队员的？毛泽覃等人又是怎样被“清剿”的呢？

一种说法是，毛泽覃派两个警卫员去摸情况，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搜山队，两人被俘叛变，供出了游击队的隐蔽之地。另一种说法是，告密。当时，在黄鳝口大山中遍布大小几十间纸槽，“移民并村”时全都停工歇业，为何只有财主陈家情的纸槽还有人在看守？人们揣测陈家情非等闲之辈。当时，地方国民党武装欧阳江的保安团就驻扎在步权村九寨，住在财主陈家情家里。惜财如命的陈家情，生怕在黄狗窝纸槽内的物品被盗，或被山上的游击队破坏，影响来年的生产，便通过贿赂驻军，并许诺愿为他们做探子，故他家的这个纸槽内才被允许有工人留守看护。据说此工人姓王，毛泽覃和游击队员借住在纸槽时，这个工人在生活上对游击队员们还很照顾。至于这个工人是不是国民党军特意安插的密探，就难考证了。另外，当敌人包围纸槽时，哨兵何福庆已经不知去向。会不会是哨兵叛变告密，敌人是怎么来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纸槽包围起来的，这些也已无从考证了。

但是，当时黄狗窝纸槽附近驻扎有两支国民党武装：一支是欧阳江保安团下属的保安中队，驻守在离黄狗窝七八里远的黄田坑村；另一支是敌汤季楠团，在距离黄狗窝约10公里远的黄鳝口村。若是叛徒告密，不可能舍近求远。

据兰文才叙述，当时他本人正在纸槽外草丛中解手，听到动静，慌忙躲藏。躲藏的有四人，兰文才和王益群藏在一起，因二人出来解手，手中没枪，只好在草丛里一动不动。哨兵何福庆和另外一人躲藏在其他地方。只见毛泽覃操起枪往外冲。此时已经晚了，四周全是国民党兵，毛泽覃刚跨出房门，胸部就中弹身亡，倒在纸槽门口。其他游击队员有的还击，有的想从后门突围出去，但密集的火力罩住了整座纸槽。最后，游击队战士大部分壮烈牺牲，少数被俘。

据说战斗结束后，敌人在毛泽覃的口袋中搜出朱德与毛泽东的照片及其他物品，当敌人发现这个“红军大官”就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时，欣喜若狂。按照当时国民党军“剿匪”惯例，击毙红军高级将领，都得拍照向上呈报。为了向上司讨要这份奖赏，尽管黄狗窝地处偏僻，山路崎岖，到瑞金县城有20多公里路，国民党军硬是把毛泽覃的遗体抬至黄鳝口汤季楠的一四三团驻地。毛泽覃牺牲后，因其毛泽东胞弟的特殊身份，国民党的媒体竞相报道。

当地为了纪念英烈，1969年1月1日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将安治公社改名为泽覃公社，原安治公社红林大队（前身是黄鳝口村）同时改名为泽覃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