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通三，河南省南乐县留固店村人。1900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少时生活难以为继，常以糠菜、榆叶充饥。该村在历史上就依经济状况的差别形成了“穷党”和“富党”两大对立集团，胡通三在本村“穷党”学校读完小学，后靠姐姐资助考取大名七师，接受马列主义教育。1926年底，由石仙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月，胡通三在陈任村小学执教，以此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他在学生中发展党员，成立党小组，自己任党小组长，并利用学校放假回家之机，在留固店村发展胡冲霄、胡建勋入党。他深入农村宣传革命道理，介绍全国革命形势，组织发动群众借合法名义与地主势力展开了不同形式的斗争。在留固店村，他组织群众清算村中寨会老账，发动群众与地主及狗腿子辩论讲理，与地主势力分街划巷，分掌村政权、断绝红白事往来等，在斗争中扩大党的影响、壮大党的队伍。1928年在旧政权的县教育局任职，期间参加了中共南乐县委在魁星阁召开的会议，按照组织分工负责为党搜集上层政治动态情报。1930年春节，在留固店掀起一次斗争高潮，组织学生、普通群众100多人举行游行示威，张贴和高呼“打到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口号，与地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0年5月，县委根据暴动计划，分别在龙卧寺、佛善村、留固店等地点燃暴动烈火，并在留固店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南乐县长孙振邦惊恐不安，穷凶极恶地捕杀共产党员，将佛善村党支部书记吴书升杀害，支委潘斌、刘介法被逮捕关押；将石任村石仙州的家袭劫一空；扬言在留固店要缉捕83家共产党。开明士绅赵冠经得知这一情况，向孙振邦进言“留固店怎么会有83家共产党啊”？乘隙急赴留固店通风报信，路遇胡通三骑马回家，告知实情。留固店共产党员紧急转移，幸免于难。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胡通三仍坚定地立足本地，以更加隐蔽的方式继续斗争。1934年3月，县委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后，党的领导人被捕、离散，遂与组织失去联系。
        “七七”事变后，胡通三积极投身于抗日斗争。以“抗日救国十人团”、学生会组织的名义领导抗日，组建村、中心村抗日救国会。
        1938年4月，中共直南特委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四支队解放南乐，丁树本委派魏汉彬到南乐建立了国民党政权。5月，胡通三在魏汉彬政府的民众教育训练科任科员，与白潜一起负责共产党同魏汉彬政府的联络工作，以合法名义宣传共产党主张、扩大抗日救亡团体，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建立交通站，借以侦察敌顽消息；建立锄奸组织，打击特务汉奸，派党员干部参加动委会；开展训练班，发展壮大村、中心村救国会，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与白潜、郭献瑞、傅运泽、郭良才组成民训科临时支部，成为中共南乐党组织的中心。6月，南乐县抗日救国会成立，胡通三任该会总务部部长兼民运部部长，10月任县委委员，12月任县委民运部部长。1939年初，日军占据南乐县城，中共南乐县委把人员分为两班，胡通三与唐晓声在县西活动，他们组织武工队（归县委领导），协助直南特委壮大卫河大队。
        在统一战线内部，胡通三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面进行了斗争。1938年12月12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魏瑞堂召开“双十”纪念大会，大力鼓吹蒋介石的宽大，污蔑张学良、杨虎城“叛变”。把西安事变说成“蒋总裁的蒙难日”。针对这种情况，胡通三等准备予以驳斥，但魏瑞堂以“敌机要来轰炸”为借口，把会议程序中自由谈话一项取消，提前休会，不让共产党发言。胡通三当即到国民党党部义正词严地提出质问，予以批判。国民党县党部理屈词穷，被迫承认错误。即日晚，在魏家祠堂戏楼院重新召开会议，胡通三等中共党员发言，纠正了国民党县党部对“西安事变”的污蔑，正确评价了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为，阐述了我党“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的主张。
        1939年，胡通三得知大名2区救国会被国民党取消，就组织农青妇代表13人到南高庄（属大名县）对国民党某部3旅旅长、大名代理县长陈明韶进行示威辩论。同年，国民党顽固分子见救国会力量日益强大，群众武装全部被共产党掌握，非常恐慌，就假借国民党中央名义，妄图取消救国会对抗日自卫队的领导权。胡通三闻讯后，与姚会斌、沙迟善、程墨之等到岳古、县政府分别找到国民党军某部1旅旅长兼南乐县县长王致义，国民党县政府秘书李厚洽进行辩论，取得胜利，使共产党牢牢掌握了对自卫队的领导权。
        1940年4月，胡通三任县委统战部部长，同月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先后任政府秘书、财政科长。日军“五·五”扫荡后，县委、县政府设县东、县西两个办事处，胡通三任县西办事处主任。
        1942年4月30日，日伪军再次发动“扫荡”。当日晨，胡通三与公安局长贾贯之一起就地掩埋档案资料，转移物资，果断处决在押39名罪犯。对罪大恶极该判死刑的九人就地处决，对不够判死刑的进行暂释疏散的训诫讲话，讲明政策和利害关系。要他们在暂释期间只准老老实实，不准旧病复发、更不能投日卖国与人民为敌，“扫荡”过后必须按指定地点再来报到。“扫荡”过后，原暂释30名罪犯全部回到指定集合地点重新服刑。
当时，除日伪危害外，自然灾害频繁，亦威胁着人民生存。抗日政府与人民群众一道刚渡过干旱灾荒，1943年7月南乐县又发生大面积蝗灾，严重地带飞蝗弥漫如云，所到之处，禾稼食尽。胡通三响应县委、县政府灭蝗号召，带领县东南地区群众大力捕蝗，基本战胜了蝗灾。
        1944年4月，胡通三任南乐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县大队长。他领导全县抗日军民拔日伪军炮楼、策动伪军投诚，展开对敌攻势，巩固建设根据地，5月，输送县基干大队1中队升编入分区独立团。夏，蝗灾又起，胡通三组织人民大力捕蝗。下半年在全县轰轰烈烈的开展了以反奸、反霸、反贪污、减租减息、退租退息、雇工增资、反封建反剥削、回赎土地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斗争。至1945年春，经过对日伪的反攻作战，南乐日伪军已处于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状态。        为解放南乐，配合冀鲁豫军区发起南乐战役，胡通三带领南乐县地方武装担负部分攻击任务，并发动群众组成运输队、担架队、慰问团支援前线。经三昼夜激战，解放了南乐。6月，输送县大队2、3中队编入南清观基干团。
解放战争时期，胡通三在领导南乐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巩固建设根据地，组织人力、物力支援人民解放军推翻蒋家王朝统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45年8月，采取组织干部下村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发动群众集资组织生产消费社。县委、县政府机关和县大队干部战士开荒种地以减轻人民负担，通过发放低息和无息贷款等措施，迅速掀起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热潮。并组织成立500人的反攻营，编入军分区，到县外作战，准备反击蒋介石发动的内战。10月中旬至11月5日组织民兵50人、担架100副支援冀鲁豫军区发起的邯郸战役。1945年冬，为支援解放战争，成立战勤指挥部，出动车辆、担架为前线供应物资、抢救伤员。1946年上半年，针对国民党特务勾结不老实的地富分子，建立反共“锄奸团”、“青义团”特务组织，散布“变天”舆论，扰乱、破坏社会秩序，抢劫物资，暗杀党的干部的情况，开展了锄奸反特斗争，惩办18个特务分子，争取300人转化，稳定了社会秩序。6月，抗日民主政府改为民主政府，他仍任县长。8月，按照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在全县开展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11月，乘反特和解决土地问题的大好形势派出担架队、运粮队、民兵连支援刘邓大军发动的滑县战役。
        1947年1月14日，国民党新5军和还乡团进犯南乐县境。还乡团残酷杀害革命干部和民兵，抢粮要款，一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反革命恐怖笼罩南乐。为反对他们的进攻，以胡通三为县长的民主政府向广大人民群众指出他们进攻的垂死性和暂时性，组织转移干部、党员、民兵及其家属、物资。将转移出去的党员、干部、青壮年民兵组成前梯队，将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组成后梯队留守驻地。前梯队晚上对群众进行慰问和形势教育，监督坏人行动，保护人民财产，对坏人约法几章，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定将严加惩处。这样就把国民党军和还乡团进占南乐期间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2月至4月开展以深化土地改革为主旨的“填平补齐”运动，且在6月动员几千户贫农与地主进行土地、家具大调换。6月，蝗灾再度发生。胡通三在烟庄、张庄一带组织4000余人紧急捕杀，消灭了蝗虫。期间，组织生产互助，以大生产保障大支前。4月组织一个民兵连支援冀鲁豫军区发动的豫北战役，7月派出民兵营、担架营支援刘邓大军发起的鲁西南战役。
        1947年8月，胡通三任中共南乐县委书记和县民主政府县长，组织6个连2000余人，参加了冀鲁豫军区在营口、丰北、顺河集、东明等地的战事勤务。9月，领导全县划分阶级。10月，抽调干部300余人，赴卫南县帮助搞土地改革，至1948年完成任务后返回。11月，除在全县掀起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动员4400余名翻身农民报名参军外，又动员三个中队74人（其中64名干部）南下大别山区建立政权。12月，动员人民群众抬担架、编草帽、做鞋、磨送面粉，全力支援刘邓大军。
        1948年4月，胡通三调任濮阳县民主政府县长。1949年8月任濮阳县人民政府县长，1950年2月任中共长垣县县委书记。此后历任新乡地委统战部部长、安阳地委统战部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被打成“叛徒”，下放白条河农场劳动。1975年初获平反，被定为红军老干部，当年12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