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8月间，侵华日军在南乐县东节村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血腥大惨案。
          在抗日时期，东节村是南乐县东南边界的一个小村。惨案发生前，该村共有村民380余人，房屋300余间，耕地1400亩左右。村子西傍徒骇河，北临南（乐）朝（城）公路，是南乐县突出于徒骇河东，联系冀鲁豫根据地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的桥头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2年4月底，敌人在东节村东北角，夹公路修了两座炮楼，南边日军，北边伪军，各驻了一个小队。
          1942年7月12日中午，抗日军民利用东节村日军加高炮楼的机会，扮作民伕进入炮楼，出共不意发动突袭，歼灭日军9人，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8支，指挥刀1把及一批弹药，并将炮楼焚毁。
          当天下午，从南乐县城和千口开来了大批日伪军。面对余烟未尽的炮楼废墟，日军宪兵队长尚江、小队长新井气得暴跳如雷，指挥日伪军涌入东节村进行报复。敌人搜遍全村，未找到一个老百姓。原来，东节村群众怕敌人前来搜捕，早已外出躲避起来。尚江拔出指挥刀，喝令日伪军放火。一时间，烈焰冲天，火舌四起，东节村上空，一片火光。
          恼羞成怒的敌人抓东节村村民未获，迁怒于附近村庄。距东节村稍近的西节村、寨节村、邱寺、肖屯等村庄的群众大部分都已逃跑，剩下些未及逃出的被敌人抓住，押往东节村。邱寺一位新媳妇赵××未及躲避，落入魔掌。她不甘受辱，拼命撕咬，被糟踏得死去活来。在押往东节村的路上，日军将其衣服撕光，百般凌辱。赵××嗓声撕哑，凄惨地冲着老家方向哭喊着：“亲娘呀，女儿再也见不上您了……。”一位75岁的老婆婆因脚小行走迟缓，被日军活活打死在路上。
          经过两天搜捕，敌人将40多名无辜群众，关到东节村伪军炮楼内，严刑拷打，逼问口供。同时，伪千口警备队带来大批外地民工，在伪军炮楼院内挖了3个三丈来长，一丈七八尺宽，一丈来深的大坑。坑顶用拆房的梁、檩、门板等物蓬住，门口挖了几级土台阶，将被抓的群众像赶牲口一样驱赶进土坑中。
          日军宪兵队长尚江、小队长新井和翻译官张凤舞设置了刑堂，逐个审讯被捕群众，追问谁是抗日家属，谁是民兵，谁参加了袭击炮楼。群众不畏强暴，回答：“不知道！”日军小队长新井命令杀6个人示众。翻译官张凤舞别出心裁，令被捕群众抽签。群众不知就里，有6个人抽到了稍短些的“短命签”。这6个人中，有白发苍苍的老妪，也有年轻的孕妇。有一位名叫赵荣福的大汉抽到短签后，骂不绝口。日军小队长喝令绑住，唆使狼狗撕咬。东节村民兵姚步奎的妻子怀着身孕，带领着两个四五岁的孩子躲在邱寺，不幸被抓住。她抽到短签，被敌人凶残地拖到埋人坑前，两个不懂事的孩子追过来，扯住母亲的衣襟，连声叫着：“娘，娘回家……”姚步奎的妻子哭成了泪人儿，哄着两个孩子：“孩儿啦，甭拉我，你们先走开，快回家！”一个日本兵狞笑一声，飞起一脚，踢在姚妻高高隆起的肚子上，将之踹进坑中。可怜两个小孩子趴在坑口，连声哭叫着：“娘，我怕，娘……”两个日本兵怪叫着，用刺刀扎进小孩儿的胸膛。看着小孩手足痉挛、鲜血流淌的惨景，日本兵咧着大嘴狞笑着将血淋淋的小孩摔进抗中。姚步奎的妻子一边哭, 一边爬，将两具小尸体抱入怀中。那凄惨的情景，使在场群众无不潸然汨下。接着，另5名群众亦被推进坑中。当土埋到这些人的脖项时，鲜血从七窍喷出，惨叫之声不绝于耳，使人听了毛骨悚然。但那些杀人强盗却哈哈大笑，手舞足蹈，看到哪个地方的土蠕动，还用刺刀朝下乱扎一通。
          活埋了第一批无辜的百姓之后，敌人一面驱使外地民工在原地重修炮楼，一面通过维持会放出风声，说哪个人逃跑在外，便是杀死皇军的嫌疑分子。谁要是回来，找个保人，按个手印儿，就没有事儿了。有些人信以为真，便陆陆续续回到了家中。开头两天倒也平安无事，第三天夜晚，敌人突然包围东节村，抓出4 0余名群众。敌人认为外村群众或许真不知情，但东节村的人一定知道拔炮楼的事。因此，一开始便用酷刑逼供。青年农民姚六被敌人拉出来，敌人让他指认谁是抗属，谁是民兵。姚六连说“不知道。”敌人将他按倒在地，用皮鞭、木棒打得他皮开肉绽，几度昏死过去，又用凉水泼醒再打。新井限珠一转，又在女人身上打起了主意。他从人群中拉出一个姓刘的中年妇女，逼问谁是八路军，谁烧了炮楼。那妇女说：  “我是个寡妇，多年守寡，平常对村中的事儿不管不闻，看见个男人都脸红，谁还有心思打听外边的事情？”新井欺她是个女人，喝令手下用皮鞭打，辣椒水灌，折腾了半天，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日本宪兵队长尚江从人丛中拉出个小孩子，皮笑肉不笑地从口袋儿里抓出几块糖，塞进小孩子手中，用半生不熟地中国话哄骗他，问村中谁是民兵。那小孩儿将糖扔回尚江怀里，撅着嘴说：“你们坏，不好，乱打人！我不吃你的糖，也不知道谁是这兵那兵。”  “八格牙路！”尚江大吼一声，用指挥刀刀背砍在小孩的脖子上，小孩儿一声惊叫，“扑”地跌倒在地。姚庆保的妻子见孩子挨打，冲出人群来保护孩子，结果也被打倒。姚庆保及其父母见状，一齐上前救护，结果全家都被敌人上了绑绳。
          这次，敌人折腾了一天，毫无根据地把14个群众指定为嫌疑分子，将他们押往村东南约200米处的两个坑内活埋。此次土坑挖的较浅，人被埋到胸部后．便已基本上无土可填。丧心病狂的敌人便用刺刀、铁锨乱砍乱刺这些人的裸露部分，一直活活将人折磨至死，才又用土草草掩埋住。 就在东节村炮楼的日伪军对无辜群众进行折磨的时候，全县的日伪军也几乎每日出动，抓住了所谓“嫌疑分子”便押往东节村，关进地窖，肆意折磨。8月初，敌人从千口调集警备队、特务队，再次袭击东节村，又将近40名群众抓住，押往千口。在伪警备所里，敌人用尽各种手段，惨无人道地拷打被捕村民。一位60多岁的老汉被敌人用火炭烧光了胡子、眉毛，烧得他皮肉焦裂。过了几天，敌人一无所得，便又将这批人送到了东节村。至此，3个地窖中被关群众达200余人。
          7、8月间，地窖中又热又潮，人满为患。人们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大小便都解在里边，腥气难闻，臭气冲天。不几天，就有7个人渴死在里边。寨节村的张随合、张登安父子同时被关进一个地窖里。张随合年老体弱，受不了非人的折磨，三番五次央求儿子将自己掐死。张登安面对求生无望求死无门的老父亲，想起老人家几十年来对自己的养育之情，哪肯答应。张随合哀告说：“好孩子，你能早一点让我死掉，甭活受罪，便是尽孝心了。”张登安无奈，含泪答应。一天夜晚，张登安用腰带系了个活套儿，勒住了父亲的脖子。张随合四肢一阵抽搐，惊动了邻近的人。大家醒后大惊，七嘴八舌．纷纷责备他们，张家父子抱头痛哭。后来，敌人派民工每日隔着棚顶往下泼几桶水，每日傍晚给被关的人放一小会儿风，开一顿饭。所谓开饭，也不过是一碗凉水，一个糠菜团子而已。
          最惨的是被抓来的年轻妇女。一开始时，她们和男人们关在一起，虽然解手休息诸多不便，但日伪军尚有所顾忌，不敢妄为。后来，敌人将11个年轻妇女单独关进一个地窖里。每到夜间，便要受到无休止的轮奸。有4个妇女宁死不从，结果1个被活埋，另3个去向不明。厄运降临在余下的7个妇女头上。她们的哭叫声传出地窖，使人不寒而栗。
          8月7日（农历六月二十六日）晨，敌人因问不出口供，便决定再活埋一批。这天，敌人让民工在村北挖了一个大坑。下午4时左右，被捕的人被全部赶出地窖，从里边拉出了20名群众，用麻绳将他们各拴了一支胳膊，押向村外。
 被拴的人默默地向刑场走去。东节村老汉薛秋来望着生养自己的故土，百感交集。猛然，他在被抓的民工中发现了自己的儿子薛连登。老人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从怀里掏出一竿烟袋，微微朝上举了一下，把空烟荷包缠绕在烟袋杆儿上，掖在了身后的腰带上。薛连登明白，父亲是示意自己，这烟袋便是偷认尸体的暗记。他大睁着泪眼，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向村外走去。
          一阵机枪声响过，20名群众横七竖八倒在血泊之中。日军生怕有人不死，采用了先杀后埋的方法。有的人中弹后一时尚未咽气，敌人便用刺刀剖开他们的腹部，将肠子拽出来，口中还叫着“死了死了的有，然后将尸体踢进坑中草草埋住。多少年后，薛连登回忆起他和表弟推着独轮车，去偷起父亲尸骸时的情况，仍然心有余悸。他说：“有两间屋子大的一个坑，都是死人。有男人，也有妇女。有的是机枪打死的，也有用刺刀挑死的,-个个血肉模糊，辨不出模样。我翻腾了好几个尸体，凭着那个烟袋，才找到了俺爹。”
          8月8日，日军将东节村、西节村、寨节村3个村的百余名群众取保放出。对于外地抓来的40余名群众，由维持会放出风声，让用谷子来赎，两袋谷子赎1个人。几天后，多数人被赎走，只剩下县西佛善村潘林、潘树林两个老人和杨庄的1个妇女、东节村的姚六、刘寡妇等6人，一时无人来赎。日军急于处理完这件事，便又命人在村北挖了一个坑，将这6个人活埋。至此，侵华日军在南乐县东节村制造的这场长达一个月的大惨案方告结束。先后死难群众60余人，分别被埋在5个坑内。事后多年，埋人处仍不时有白骨出现。
          东节村大惨案过后，全村房屋全部被烧，群众离乡背井，四处逃亡，土地荒芜，村中瓦砾成堆，蒿草遍地，成了无人区。1944年春，日军撤退，伪军炮楼被拔，东节村群众扶老携幼，相继还家。截止年底，全村返回者仅有200来人。除被杀害活埋者处，失踪、饿死、改嫁者多达150多人。邻近东节村的几个村庄人口流失也不在少数。
侵华日军制造的这场大惨案，深深地记在南乐人民的心中。
                                      
 知识链接           见证人谈惨案
（一）张李氏，女，65岁   
     我娘家是东节村，婆家是寨节村。东节村炮楼被烧后，日本鬼子先后三次到俺村抓人，第一次是六月初六，第二次是六月十二，第三次是六月十八。我是六月十二那次被抓到东节村炮楼里去的，六月二十九出来，在炮楼地洞里被关了十七天。那里总共三个洞，东西一个，南北两个，开始男女混杂，后来分开了。洞有三丈多长，一丈七、八尺宽，一丈深，顶棚用拆屋子的梁、板、门、树枝子盖着，出口挖的是土梯子。
地洞里有百余人，其中有十一名青年妇女，他们准备把长得好看的霸占为亲，不同意就用木棍打，结果强迫成亲的有七名，有一名不愿意被活埋，另外三名不知下落。每天傍晚放风一个钟头，每天往洞里送两桶凉水，两筐糠菜团子，天热水少，我亲眼看到渴死七人……
他们将男女分开的目的，是晚上便于强奸那些年轻妇女。    ‘
1983年12月22日
（二）张志才，男，62岁
    我叫张志才，寨节村人，我是六月十八那天被鬼子汉奸抓进炮楼地洞里的……
那一次鬼子汉奸共抓了六十多人，赶进炮楼南边的地洞里。这些人吃、睡、拉屎、撒尿都在里边，还经常挨打，我的脊梁都被打烂了。俺村的张登安和他爹张随合一块被抓进去了。张随合实在受不了那个罪，就叫儿子用腰带把自己勒死。结果勒住脖子后发出了声音，惊醒了别人，被大家救下了，父子两人抱头大哭……
1983年12月15日
（三）薛连登，男，70岁
    日本鬼子把俺爹杀死了，这深仇大恨，俺永远也忘不了。鬼子的炮楼烧了后，有一天俺爹上地里锄地，大清早去的，快半晌了，还不见回来。家里人想，可能是刚下过雨，地好锄，顾不得吃饭了。我就去送饭。到地里一看，人没了，光地头上扔着鞋。我一打听，才知道被抓到炮楼里去了。刚开始不敢去送饭，后来听说让送，我就送去了。我爹说：“再送的时候，多送一个，还有二邦家娘哩。”阴历六月廿五六的时候，炮楼里的人要人给他们干活，我去了。就看见鬼子汉奸押着一大串人出来了，都用绳子捆着，向西北方向去。我见有俺爹，他的一个胳膊被绳子捆着，与其他人串在一起，他可能也看见我了，但谁都没敢言语。我看见他用另一只手向腰里掖烟袋。鬼子汉奸把这些人押到西北地里，用机枪点名全杀死了。隔了一天，俺弟兄俩和我表弟推着小车去收尸，见有两间屋子大一个坑，都是死人。有男人，也有妇女，有的是机枪打死的，也有用刺刀挑死的，一个个血肉模糊，辨不出模样了。我翻腾了好几具尸体，凭着那杆烟袋，才找到俺爹。        1986年4月12日
（四）张维增，男，65岁
    鬼子炮楼着火后，我也跟着人跑了，第三天又偷偷地跑回家里。俺家院里住了好多民工，是从城西抓来给鬼子修炮楼的。他们告诉我说：炮楼让八路军端了后，鬼子恼了，在周围村到处抓人，在炮楼东边的一个大坑里，鬼子汉奸一下就给埋了二十二口群众。人都被捆着，鬼子往坑里推人，皇协军踩着，让民工朝里填土。民工不填，皇协军就用枪托揍，那惨景就别提了。最惨的是姚步奎的媳妇，肚里怀着孩子，还带着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一人抱着娘的一条腿哭，鬼子嗷嗷的叫着，先把媳妇推进坑里，又把孩子用刺刀挑进坑里，鬼子挑了一个，皇协军挑了一个，嘴里还叫唤着：“找你娘去吧。”人都被埋一尺厚的土了，坑里还咕嘟咕嘟的冒土哩。   
  1986年4月13日   
（见证人谈话引自山东莘县党史办主编的《燕塔风云》一书，引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