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日是延安“抗大”建校80周年。阅读国防大学编著的2000版《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深深地被红色“抗大”办学特色所吸引,被“抗大精神”所感动。毛泽东称抗大为“一座革命熔炉”,彭德怀称为“创造铁军骨干的学校”。以抗大为代表的延安“窑洞大学”,在探索干部教育实践和干部教育规律上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回顾抗大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宣扬抗大正确的办学经验,弘扬抗大的优良革命传统,对于发扬抗大精神,推动干部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是我们伟大的事业。”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分析形势,明确提出“只有提高了干部的军事政治程度,才能使战斗员的军事政治程度真正提高。”他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指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他亲自抓干部教育,在新校舍落成典礼上题词“这是我们伟大的事业”;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亲自为抗大制定教育方针;亲自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经常给学员讲课、作报告。从抗大总校成立后的3年时间内,毛泽东22次到抗大讲话,总共26个记录稿件题目,为抗大的题词、文稿、书信等手迹也有19件,多次听取抗大领导汇报工作和与他们研究工作。在毛泽东的带动和影响下,许多在延安的中央领导担任了抗大的兼职教员,朱德讲授党的建设,董必武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博古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罗荣桓、罗瑞卿等讲授政治工作课等等。中央还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丰富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抗大工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深知,抗日战争的胜利,需要千千万万的干部。正是因为党中央把干部教育作为伟大的事业来推进,才取得了革命的一个又一个决定性伟大胜利。
“革命熔炉,把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锻炼成共产主义战士。”在这样全民抗战的背景下,进步青年为了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纷纷选择“到前方去,到延安去”,在这所“红埔”大学里接受“革命熔炉”的锻炼与考验。毛泽东在抗大开学典礼上作《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讲话,指出:“你们可以学一样东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抗大学习法》明确指出:“我们的学习目的与资产阶级相反,我们不把学习看作‘镀金’、‘镀银’,装装门面的事,而是为了提高每个革命青年的政治觉悟与理论水平,使每个革命者能更好地献身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抗大每一期的教育内容,不光是军事教育,更多的把哲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作为政治教育内容,加之形势、任务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通过教育,使学员自觉联系思想实际,改造世界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形势,处理问题,广大师生逐步树立起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的熏陶下,学员白天苦练杀敌技能,晚上伏案苦读,抗大创办9年多,共培训10多万军政干部。历史已经证明,“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红埔”战胜了“黄埔”,绝大多数抗大学员都经住了考验,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德才兼备的好干部。
“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是不怕困难和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抗大是在政治环境和生活条件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且“越抗越大”。对于抗大的办学条件,毛泽东指出:“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学员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每个学员的背包后面,挂一块木板、学习牌,目的就是为了让打造一种边走边学的一种独特的教学方式,当时还流传着“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的顺口溜。1939年起,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延安的生活极端困难,有时每天只发几两黑豆面。为了填饱肚子,学校经常组织学员出去挖野菜、采树叶,掺和玉米熬成稀粥充饥。延安苦,抗大累,但进步青年凭着对祖国的爱、对民族的责任,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政治上朝气蓬勃、精神上充实乐观,聆听革命领导者的教诲、学习战斗的本领,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必胜信心。
“教育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抗大一成立,各级领导机关为教学服务的思想就十分明确。1939年7月,中央电示抗大,强调“教育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抗大坚决执行这一指示,要求全校工作都要围绕教学这个中心,各级领导深入教学一线亲自授课、教材编写都由校首长分工主持、一切组织与制度都围绕教学开展工作、经费和物资按照“凡是抗大要求的财务一律照发”的指示给予保障、教学人员投入全部精力“保证教育任务的彻底完成”,全体教员始终坚持“教育为抗战服务”的总方针,实行“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原则开展教学工作。学员的学习热情很高,他们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学习之余,学唱抗日歌曲、排练文艺节目、走访群众、宣传抗日。此外,按照“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的教育原则,学员还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多次参加战斗。
“巩固正规制度,坚持已定方针。”如何让青年学员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抗日的先锋和骨干,党中央提出“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那些“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1936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及时作出了“大规模的培养干部”的战略决策;1938年抗大颁布《组织条令》;1937年8月,党在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实行抗日教育政策,要求“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9年1月,中央就教育检查作出了《关于抗大工作检查总结决议》,对抗大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和鼓励。1939年7月,党中央根据当时敌我斗争的形势、任务,适时作出了抗大总校挺进敌后,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分校的决定,发出了《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强调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1943年春,党中央又决定抗大总校及第二、第七分校返回陕甘宁边区办学。这些决策保证了抗大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此外,抗大还在加强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的同时,要求学员在校学习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军事纪律和生活纪律,对于违反规定,触犯法律者,不管资历多深,贡献多大,绝不姑息迁就,一律从严查处。
抗大存在的九年多时间内,以富有中国气派的教育方针、创造性的办学实践、崭新的抗大新风,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十万军政干部,培育了抗大精神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党的干部教育史上的“革命熔炉”和光辉旗帜。(来源:2016年6月13日《学习时报》 作者系北京市大兴区委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