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都濮阳，华夏祖地，人文厚重，才俊辈出，涌现出西汉名臣汲黯、勤政廉洁的宰相杜暹、拒贿留名的李义琰、抗击安史之乱的名将南霁云等诸多品行高洁的勤廉人物，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濮阳廉政文化。明朝万历年间，朝廷还因八位濮阳籍在朝为官的都御史在官场上的清廉勤政和卓越功绩，特在濮阳建了一座“八都坊”，这不仅是一座功名坊，更是濮阳廉政精神的象征。他们以卓越的政绩、高尚的官德以及廉洁自律的精神，成为了濮阳传统廉政文化的杰出典范，其“不贪声色财物，不畏强权豪族，不耻亲民为仆，不许怠惰贪渎”的铭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纵观濮阳历史，既有文化繁荣时期的贤官能吏，又有乱世之中仍怀揣壮志、欲有所为的官员。他们事事以民为先，深切体谅民间疾苦，为廉政文化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历史土壤。

本文旨在深入剖析濮阳籍或在濮阳任职的勤廉官员所体现的廉政文化，进一步探讨濮阳传统廉政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突出特点。通过对濮阳传统廉政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丰富现代廉政文化的内涵，同时为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社会氛围提供有力支撑。

一、濮阳传统廉政文化形成的背景

濮阳传统廉政文化并非凭空而来，是濮阳经济、文化、社会等综合因素合力影响下的产物。

（一）小农经济的稳定性需求

濮阳地处华北平原中部，黄河中下游，所属区域以平原为主。环境优良，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地表有肥沃的土壤，适宜多种农作物的生长，是典型的农耕地区。在这种自然条件下，濮阳逐渐形成以种植为主的农耕自然经济形式，满足人民自身生产和生活需求。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农业生产是国家的根本，农民的生产活动为国家提供了基本物资和赋税来源，因此政府需要廉洁的吏治保证简单再生产的基本条件不受破坏，维护社会秩序。在濮阳这种小农经济模式下，一方面，稳定的农业经济为濮阳廉政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发展需求促使人们对官员道德上有高要求，人们期望官员清正廉洁，主持公正。

（二）儒家思想的熏陶

濮阳是孔子儒家文化、治国思想的催发衍生地和重要实践地。孔子周游列国14年，在卫国就居住了10年，与卫国的深厚渊源为濮阳这片土地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濮阳境内至今存留诸如子路墓等儒家文化遗迹，这些文化遗址成为传承儒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为濮阳廉政文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价值导向。儒学发展到宋元时代以后，出现了民间化、大众化的新趋向。元末至正年间，居住于濮阳的唐兀闾马的长子达海才制定的《龙祠乡社义约》中，对孝廉制定的详细条文与儒家倡导的道德观念相契合，对濮阳传统廉政文化的世俗化、具体化和制度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优良家风的影响

古代濮阳社会的生产关系建立于家庭血缘亲情为纽带的氏族基础之上，宗法制度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从政者是否能施行廉政，不仅仅在于政治环境的影响，也与家庭和成长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家风映射着民风、世风，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政风清。濮阳自古至今源远流长的家风家训智慧，是从政者德行形成的基石，它不仅涵养着从政者的道德人格和道德操守，还以其特殊的手段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政者的行为。

宋代时期，濮阳有被称之为“晁半朝”的晁氏家族，终宋一代，共出了七十三位进士，科举恩荫为官宦者二百余人。家族曾获御赐门联，称其家是：“公侯开极品仆射雄蕃廿三尚书多中眷，解状殿奇才神童道学七十进士半上卿”。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晁氏家族涌现出晁迥、晁说之、晁公武等一大批为官清正，刚直不阿，体恤百姓的勤廉官员，展现出优秀的官宦家族作风对家族成员精神的长期浸润。

明开州（濮阳县）官员王崇庆，官至礼部尚书，曾在《诫子说》教育其子“非静无以养心，非廉无以进德，非志无以宏业”，告诫他们“宁守拙以自默，勿枉己以狥名；宁无知而受谤，勿有心以欺物”，教导其子做人、进学、做官的道理。明昌乐县（南乐）魏允贞家族，魏允贞与其两个弟弟魏允中、魏允孚先后中进士，其父魏怡曾做通判、巡察等职，其子魏广衡官至光禄司署正，家风廉直介立，曾赋诗“封妻荫子浑不论，为政清廉是吾求”，家庭三代清廉为官成佳话。这种家风文化代代相传，不仅影响了家庭成员，也对整个濮阳地区的社会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优秀历史人物的示范作用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子路，到汉唐时期的吴猛、吴隐之、张清丰、杜暹，再到宋朝的张田以及明朝的魏允贞、侯英、王崇庆等，濮阳涌现出了众多孝廉人物，他们的事迹和品德在濮阳地区广为传颂，激励着后人秉持廉洁奉公的精神。这些历史人物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言论，树立了廉洁自律的榜样，影响了濮阳地区的社会风气和官员的行为准则。

二、濮阳传统廉政文化的内涵与表现

古代有为官箴言“公、廉、勤、慎”和“廉、仁、公、勤”，这不仅是高尚官德的具体体现，也是官员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这些箴言蕴含的为官之道，对于官员的品德修养和政务处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濮阳传统廉政文化以“尚廉、戒贪、弃腐”为重要价值准则，其主要内涵包含从政者的思想道德、社会文化氛围、职业道德以及社会公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勤政爱民

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的核心理念。民本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观点。春秋时期的管子在《管子·牧民》中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也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则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以此告诫统治者要体恤民情，听政于民。在《道德经·四十九章》中老子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陈寿在《三国志》中提出“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

在诸多早期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濮阳历史上涌现出众多怀有浓厚民本思想的清官廉吏。例如，西汉濮阳廉史汲黯居官一生，他体察民情，性格耿直，直言劝谏，曾几次触犯汉武帝颜面。他认为天子设置公卿辅佐之臣，不应屈从取容、阿谀奉迎，而应坚守为朝廷和百姓谋福祉的使命。汲黯在淮阳任职十年，淮阳人民怀念他的政德，在城内建“卧治阁”。明代开州人赵廷瑞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时，面对韩王家人私自出城、践踏民田、打骂民众的情况，毅然要求韩王管好家人，体现了他以民为本、不畏权贵的担当。他们如同濮阳这片土地上的耕耘者，把为国为民作为自己的使命，体察民情、恪守职责、勤恳做事。

（二）廉俭自律

戒奢尚俭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代执政者提倡推广的重要内容。《左传·庄公二十四年》道：“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墨子·辞过》中：“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宋史·范纯仁列传》中言：“惟俭可以助廉”。勤俭节约不仅是中华传统美德，对官员来说崇尚节俭还是一种官德。俭以养廉、廉以修身，节俭是清廉的基础。

濮阳古代廉吏中有很多廉俭自律的典范。晋代的吴隐之，不仅有孝贤、儒雅的名声，其一生清贫而能守操，为官克己励节，更以廉洁出名。吴隐之无论官位高低，一直保持朴素的作风，平时总是粗茶淡饭，所得俸禄除“裁留身粮”外，都资助了亲族和百姓。吴隐之到广州赴任广州刺史时，路过广州石门附近的“贪泉”，赋诗《酌贪泉》“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变心”，以明其志，到任后他的食、住都很节俭，力诫奢侈。朝野赞他：“处可欲之地，而不改其操；饷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吴隐之嫁女无钱置嫁妆，罢官归隐时故里仅有茅屋，权臣刘裕曾送他车马、耕牛、重金，让其修建宅居，都被谢绝。他这种富贵不忘劳动、不取不义之财行为，被尊为濮阳“五贤”之一。又有唐朝李义琰曾任中书侍郎、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相当于后来的宰相）等职，即使身居高位生活也很俭朴，“宅无正寝”，住房非常简陋。堂弟李义琛劝他修建好房，他却认为营造好房，会使自己脱离下层百姓，身居高位不应与别人比享受，应为国尽心效力。《旧唐书》评价其“有俭德矣”。

（三）刚直清正

做官不仅要勤政，还要敢于担当，为民做出实际的政绩。濮阳的廉吏们刚直清正、不畏权贵、敢于为民请命。西汉著名谏臣汲黯秉性耿直，行侠仗义，即使面对太后弟弟武安侯田蚡和大将军卫青，他也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行跪拜之礼，以平等之礼相待，显示出刚直清正的品质。明代官员赵廷瑞正直敢言，弹劾朝廷重臣吏部尚书廖纪，展现出敢于担当的勇气。明朝“八都”之一的史褒善，被进士同年评价为正直而不偏激，廉洁而不炫耀，公正而不固执，外表柔和而内里刚强，平易近人而能坚持原则。任河南右布政使时期，河南官场盛行随份礼，拜见钱、过节钱、生日钱等让人眼花缭乱，各级官员应接不暇、苦不堪言。史褒善见此，下定决心，顶住各方压力，对这些不合理的、败坏社会风气的所谓“常例钱”进行坚决革除。一时，河南官场风气大为好转。在封建时代，王权至上的情况下，正直的官吏能明辨是非，秉持公理、公正执法，敢于为民请命，强硬直谏，触怒上级甚至皇帝，体现了其清正刚直、敢于担当的精神，有利于社会公序良俗的维护。

（四）秉公执法

秉公执法，无疑是清廉品性的光辉展现。西汉时期的濮阳县，孕育了傲骨铮铮的汲黯，他坚守公职，铁面无私，无论是同僚下属，还是位高权重的皇亲国戚，一旦触及误国害民之红线，皆难逃其公正裁决，绝不姑息纵容。魏允贞，为官三十载，清廉自守，公正无私。面对权倾一时的张居正家奴违犯律条，他毅然决然，照章行事，依法严惩，不徇一丝私情，彰显了廉明官员的高风亮节。明代名臣王崇庆，性格耿直，为官清廉，敢于直面妖邪，直言朝政之弊。他曾因仗义执言，为同僚辩解，不惜触怒武宗，后遭谴责贬职，显示了刚正不阿的精神。

三、濮阳传统廉政文化的特点

（一）“君为天”与“民为本”相统一

封建社会皇权集中，一切利益归于皇权。而廉吏的价值观则是追求君主与民众的利益兼顾。廉洁是为君尽忠，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也是为民谋福祉，体现了以民为本、兼济天下的思想。

一方面，“君为天”使濮阳传统廉政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君主被视为国家的象征和最高统治者、神圣不可侵犯，臣子则被视为君主的辅佐和执行者。明清时期，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忠君思想也进一步僵化，臣子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否则将被视为“奸佞”或“不忠”。忠君是清廉官吏的政治立场，也是皇帝对臣民的政治教化，终极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和秩序。

另一方面，清廉的官者展现出对民众疾苦的深切关怀与忧虑。他们时刻关注民众的生活状况，不遗余力地解决民众面临的问题，勇于担当，秉持公正执法、清正廉洁的原则。正如那句流传甚广的民谚所言：“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不仅是对为官者的一种鞭策，更是清廉为官者怀揣爱民、忧民意识的真实写照。

（二）精神追求与务实性相统一

濮阳古代廉吏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体现了理想性与务实性的统一，既注重道德修养和精神追求，又强调实际工作和成效。古代社会中，“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员多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秉持着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坚定的理想信念，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们追求的是“内圣外王”的境界，即内心修养达到圣人的境界，同时在外在行为上展现出王者风范。这种精神追求使他们在面对权力和利益诱惑时能够保持清醒和坚定，不被外物所迷惑。

同时勤官廉吏们又强调务实性。他们不尚空谈，不追求虚名，而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这种精神追求与务实性相统一，还体现在他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上。他们深知自己的言行举止对下属和民众的影响，因此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言行。他们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为下属和民众树立了榜样。同时，他们还注重培养下属和民众的道德品质和务实精神，通过言传身教来传承和弘扬这种廉政精神。

（三）家庭教育与传承相统一

濮阳古代的廉吏深谙自我教育之道，他们通过严格的自律、深刻的自省、警醒的自警以及不懈的自励，塑造自身清廉高尚的品格。他们不仅以身作则，更将这份珍贵的品质视为家族的无价之宝，致力于通过家庭教育这一纽带，将其代代相传。在他们看来，家庭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品德的塑造，是清廉家风得以延续的桥梁。因此，他们以家庭教育为桥梁，将这份清廉家风代代相传，使之成为家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家风的培育与传承，不仅关乎家族兴衰，更与国家的长治久安息息相关。濮阳古代的廉吏们，正是通过家庭教育与传承的统一，将清廉家风深深植根于家族的血脉之中，为家族的繁荣昌盛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濮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丰富独特的廉政文化资源。通过挖掘濮阳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思想精髓，尤其是从濮阳历史上杰出的廉吏故事中汲取营养，借鉴其勤政爱民、以民为本的民生观，尚贤任能、德才兼备的人才观，廉洁自律、刚正不阿的廉政观，清白忠勇、修身传家的家风观，对加强当前濮阳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更是构建现代廉洁文化体系、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必然要求。

（成员：郭素琴、王自伟、曹亚娟、杜宇航 单位：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