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学界的研究是较为充分的，尤其针对各时期入党誓词的沿革，已有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现有研究还存在进一步推进的空间，例如囿于史料缺乏，对于最早的入党誓词形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许多历史细节亦不清楚。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加以考证和分析。现有研究表明，中共建党初期并无入党誓词。这一时期党内的相关文件，包括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和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均没有关于入党誓词的规定。以第一部党章为例，其对发展党员的规定如下：“第一条 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第二条 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但工人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报告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党员。”这两条章程分别说明了党员入党的条件和手续，却均未提及入党誓词，亦没有入党仪式的相关规定。学界在论及中共早期入党誓词时，一般会提及以下三份：一是夏征农入党时的誓词。夏征农1926年加入中共，晚年时有记者询问其人生经历中记忆最深刻的事情，老人回答道：“是当年的入党誓词！——‘永远跟党，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二是王树声入党时的誓词。据《王树声传》记载，王树声1926年入党时的誓词为：“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的纪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严守秘密，誓不叛党。”关于誓词的具体出处，该书并未说明。三是王首道入党时的誓词。1926年5月至9月，王首道参加了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在此期间加入中共。他回忆当时的入党誓词是：“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严守机密，永不叛党。”以上三份入党誓词，出现的时间均为1926年，其中两个版本的誓词内容来源于个人回忆，并非一手史料，另一个则未说明来源。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前两份，第三份入党誓词的使用范围很广，在许多老党员的回忆录中时常可以见到相近表述。如钱钧1926年在武汉由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共，他回忆自己入党时的誓词是：“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刘瑞龙1929年在南通入党，据他回忆，入党誓词是：“实行革命，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牺牲个人，严守秘密，誓不叛党。”更为重要的是，这第三份入党誓词存有相应的实物资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份1931年的入党宣誓书，上方为中共的英文缩写“C.C.P.”，右边落款是“中国共产党员贺页朵 地点北田村”，左边为时间“一九卅一年一月廿五号”，中间则是入党誓词，按从右向左、从上向下的格式书写“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原件中有错别字，这里已订正）。在这份署名贺页朵的入党宣誓书中，誓词内容、格式与前述第三份入党誓词基本一致，只是在文字表述和顺序上略有不同，可视作同一版本的入党誓词在实践中的不同呈现。颇为遗憾的是，虽然该版本入党誓词最早可以追溯至1926年，但这种追溯的依据是几十年后形成的回忆史料。这也是学界无法确定其为中共最早入党誓词的重要原因。对此，笔者在中央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编辑的《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发现的一份材料，可以作为一手史料依据。1925年8月29日，中共上海区委下发了一份名为《上海区委通告 枢字第二号——介绍同志入党及入党仪式问题》的文件，其中第三点介绍了入党仪式流程：“（1）主席团宣告开会；（2）全体起立向校旗（红、长方、上角缀校字）致敬一分钟；（3）介绍人说明理由；（4）被介绍人说明历略及入校意愿；（5）地方或支联或支部代表训词；（6）少年代表祝词；（7）被介绍人宣誓‘严守秘密，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实行革命，服从纪律，誓不背党。’”这里的入党誓词内容与贺页朵的宣誓书相差无几，显然属于同一版本，形成时间却早了将近六年，甚至比回忆史料中的1926年还要再早一年。上海版入党誓词应该是目前中共历史文献中最早的入党誓词。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入党誓词和入党仪式为何会出现在中共上海区委文件中？相关规定借鉴自何处？上海版入党誓词本是上海区委的规定，又为何会在其他地区传播开来？中共上海区委的文件中之所以会出现有关入党誓词与仪式的规定，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密切相关。此时的中共正处于组织大发展时期。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中共“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要‘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学者王奇生称之为“‘精英党’向‘群众党’的转变”。要成为“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这就要求中共必须在“数量上及质量上有相当的组织”，党员的数量更是重中之重。1921年7月中共成立时，党员仅50余人，到中共二大前夕的1922年6月，党员数量增加至195人。尽管翻了将近两番，但与“群众党”的要求相比仍相距甚远。中共中央明确告知各级组织：“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智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这一时期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对中共实现扩大组织的目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共得以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以半公开的方式发展组织。再加上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中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1925年，尤其是五卅运动以后，中共党员人数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当年9月已超3000人。10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认为，“我们的党已由小团体逐渐走到成为群众的大党”。当然，中共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次党组织的扩大与革命高潮的来临有着直接关系，并坦言：“现时革命潮流高涨，单是群众愿意接受我们的提议，还不足以证明我们在群众之中真有势力，真能指导。”中共中央要求各级组织利用革命潮流继续“扩大自己的党”，“在一切工人组织、农民协会及革命的智识阶级团体里，组织我们的支部和党团”。因此，对于包括上海区委在内的中共各级组织来说，中共二大后的一个时期内，甚至五卅运动以后，大量发展党员依旧是首要任务。此时的中共上海区委还面临着领导班子磨合问题。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建立始于中共一大以后。根据中共第一个纲领中“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的规定，1921年12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首任书记为陈望道。1922年7月，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除上海市外，同时领导江苏、浙江两省党的工作。1924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取消上海区，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改组为中共上海地委，只管辖上海市。但实际情况是，至迟至1925年5月，中共上海地委事实上已恢复了此前区委的职权，开始兼管江浙两省党的工作。上海地委所管辖的一市两省，是当时中共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五卅运动后，这一地区的党员人数达1080人，占同期全国党员数的三分之一强。虽然管辖范围扩大，且均为重要区域，但中共上海地委的领导力量却没有得到相应增强。地委领导班子只有三人，包括委员长兼宣传部主任庄文恭、组织部主任兼秘书谢文锦、工农部主任李立三。而且随着五卅运动的爆发，李立三、谢文锦二人被调往上海总工会工作，李立三还担任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上海地委的工作实际仅由庄文恭一人负责。面对此种情形，中共中央决定对上海地委进行改组，恢复区委设置，以增强上海地方组织的领导力量。1925年8月21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会议，宣读了中央关于上海地委改组为上海区委的议决案，并指派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尹宽、郑超麟、汪寿华、李立三七人为区委委员，张佐臣、戴三、陈竹山三人为候补委员，尹宽任书记兼宣传部主任，原地委委员长庄文恭任组织部主任，汪寿华与李立三任工农部主任。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改组大大增强了领导力量，但也带来了挑战。构成新区委的十人中，除庄文恭与李立三外，其余均为新任；书记尹宽此前是中共山东地委书记，对上海的情况并不十分熟悉，新的领导班子有待磨合。面对中共中央大量发展党员的要求，如何完成这一任务，是摆在上海区委面前的一道难题。中共二大提出“群众党”的目标以后，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发展情况并不尽如人意。1924年5月，中共上海地委就党员发展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其中提到：“因党员有一部分属于流动的，而总数遂时增时减。最近以前有党员五十六人，但现在确数只有四十七人……新党员的增加率却也非常迟缓。”虽然地委将党员人数不增反减归咎于党员的流动性，但也承认新党员增加得不够。上海地区党员的发展状况直到五卅运动后才明显好转。中共上海区委的一份报告显示，五卅运动前上海区（包括江浙两省）党员总数为295人，五卅运动后增至1080人，终于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事后看来，中共中央对此并不满意。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表示：“经过‘五卅’这种大的运动，尤其在上海与广州，只能增加如此的数量，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1925年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改组，其实也暗含了中央对上海党员发展状况的不满。在8月21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区委会上，中央说明了改组的原因，其中一条便是：“鉴于‘五卅’运动全国以沪、粤为最重要区域，上海为无产阶级之大本营，工人有五、六十万，不啻一小国家，不但改区为必要，或者还得鉴于实际情形而设施之”。中共中央此处虽强调了上海的重要性，但现实情况是上海的党员发展情形与其区域重要性不相匹配，再联系“或者还得鉴于实际情形而设施之”之语，似在暗示：若上海发展党员状况再无改变，中央还会采取进一步措施。对于大量发展党员，中共上海区委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有人认为，单纯数量上的增加，无法保证党员质量。例如在前述8月21日会议上，李立三抱怨“新同学及各支书记都幼稚”。对于这些观点，区委予以了驳斥：“有些同学以为校内教育与训练工作未能充分办理，单是数量上的增加反属危险，此种见解极错”。中共中央在相关文件中也强调：“现时各地方负责同志大半都有一种错误观念，以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了解马克思主义，都应有高度的工作能力，党员在质量上不发展，单是在数量上发展，不但无益，而且足以使党的组织更加松懈；因此，大半主张党员数量上的发展，当以党的内部教育能力为限。这一错误观念乃是党的群众化之唯一障碍。”在8月29日的文件中，中共上海区委强调了继续扩大党员数量的必要性：“我们在五卅运动中增加的新同学总数为七百人左右，按上海说，单是产业工人群众也有五十万之多，我们此次所增加的虽有七百人，然与群众比例则为千分之二都不到了。此时我们必须依旧努力继续发展，千万不可所谓‘暂行停止’，此乃非常重要。”文件要求：“每个同学须于最短期内负责介绍‘工人五人以上’或‘知识者及职业者二人以上’入校，此乃同学们应负的一种经常的重要工作，不可忽视。”到了9月底，区委对党员发展总数也作了相应规划：“从今年到明年五卅止，发展数量如谓有一万人以上则未免有点夸大气，而发展到五千人以上则脚踏实地的可以有望的。”10月的文件更进一步要求：“预算至明年九七止，吸收一万以上同学。”显然，中共上海区委不仅对发展党员作了指标规定，而且定的数字比较高。这也是目前所见党史资料中比较早的关于发展党员数量的指标，中共中央的类似规定要到1926年才出现。中共上海区委一方面遵照中央有关指示，加强宣传工作，“散布宣传品，组织群众运动”，“使本党的印刷物传布到党的群众和深入党外的群众中去”，扩大中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则降低党员的准入门槛，这也是见效更快的方法。在前述8月29日文件中，区委提出的入党条件是：工人群众“诚实富于革命性”，知识者、自由职业者则是“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入党介绍人“须有二人”。而中共中央此前的规定是：“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同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两者相较不难看出，中共上海区委的入党条件有所降低。不过，追求增量所带来的党员质量问题确实存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也承认，追求“党的扩大”而忽视质量问题“比较含有危险性”。那么，如何在保证大量发展党员的前提下，适当兼顾党员质量？中共上海区委一方面加紧“整顿组织甄别分子”，另一方面要求加强党员的教育与训练工作，“组织上训练上自非努力加劲不可”；不仅规定“老同志于每周抽出一点时间任训练工作”，而且要求“在群众中行动及一切实际活动工作中”加强党员的教育训练。对于上述数量、质量两方面的举措，中共上海区委在介绍组织部相关工作计划时曾有所总结：“其中心的着眼处：努力发展组织于广大的群众中”，“而外边敷以……整顿组织等，如其四肢，以资促进校的组织”。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入党誓词和仪式的规定即可放到这样一个过程中去理解。誓词和仪式是新党员的第一次党内教育与训练活动，能够使其迅速建立起党员意识，了解组织对党员的基本要求。这是确保党员质量的第一道关卡，也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而为了确保效果，入党誓词需要尽量简单明了、朗朗上口，仪式则需庄重、简洁，唯有如此才能给新党员留下深刻印象。上海版入党誓词仅有24个字，原因或许正在于此。当时，一些基层党组织举行的入党仪式长达三四个小时之久，使党员、群众产生疲倦感；有的会场布置草率，有失庄重，不能给党员、群众留下深刻印象。得知相关情况后，中共上海区委强调：“必须极简单、极敏捷的（时间至多半小时或一刻钟）、极庄重的、极深刻的（主席、记录、同学的排立等整齐严肃，发表意见者须简单明了）举行之。”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入党誓词和仪式的规定，并非来自中央。在中共中央此前的相关文件中，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在发展党员的实践中，也没有类似的流程。例如1922年1月，徐梅坤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共，他回忆说：“早期入党手续非常简单，没有候补期，不用举行宣誓，不填写表格，由介绍人谈一次话，就是党员了。”显然，入党誓词和仪式是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规定。中共上海区委1925年8月载有入党誓词的文件，最后署名是“胡枢蔚 书记硕夫 组织部文恭”。“胡枢蔚”是中共上海区委的代称，“书记硕夫”即上海区委书记尹宽，“硕夫”是他的化名，“组织部文恭”即组织部主任庄文恭。由此可知，尹宽和庄文恭是入党誓词和仪式的拟定者，而两人关于入党誓词和仪式的知识来源，则与他们的早年留学经历密切相关。尹宽，原名王竞博，曾用名硕夫、石人、商吉士等，1897年出生于安徽桐城。1919年冬，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参加由蔡和森、李维汉、蔡畅等人组织的工学世界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参加在巴黎举行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10月至1923年12月，任该组织执委会委员。后经中共旅欧组织同意，由团转党。1923年冬，被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8月回国，不久被中共中央派往山东巡视，后任中共山东地委书记。1925年8月，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庄文恭，曾用名韩白华，学名韩春龄，190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18年，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20年9月，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其间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6月回国，7月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6月，任中共上海地委委员长、宣传部主任。同年8月，任中共上海区委组织部主任。可以看出，尹宽、庄文恭二人早年均有留学经历，而此时中共旅欧、旅莫的党团组织中已有入党仪式和誓词的相关实践。例如在1922年6月3日召开的旅欧少共一大上，就出现了入团宣誓的提议。据《周恩来传》记载，会上针对两个问题发生了争论：一是周恩来提议组织的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但多数人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最终确定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二是周恩来提议新团员入团时应当宣誓，但也有人不赞成，认为这带有宗教色彩，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如袁世凯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参加会议的郑超麟在回忆录中亦提及此事：“宣布开会后，周恩来提议每个人要‘宣誓’。我们参加建党的人要宣誓，以后入党的人也要宣誓。起初，我们听不懂‘宣誓’二字，弄懂以后差不多一致反对。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宗教仪式呢？周恩来解释说：‘“宣誓”不是宗教仪式，而是有政治作用的。当初袁世凯就临时大总统职时，孙中山要求他宣誓忠于民国，他宣了誓。到了他做皇帝时，孙中山就可以用“背誓”罪名讨伐他了。’但这个理由不能说服我们，我们一致反对宣誓，结果免去了这个仪式。”由此可知，周恩来关于宣誓的想法是受了孙中山的启发。周恩来这一次的提议虽然未被采纳，但相关材料显示，旅欧团组织在发展团员的实践中存在宣誓环节。1923年6月，邓小平在巴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该组织的前身即旅欧少共。1980年，他在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对《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的意见时，专门讲到入党誓词问题。邓小平说：“党员一章中增加了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的内容很好，我很赞成。我加入共青团时，是和蔡大姐（指蔡畅——引者注）一起宣的誓，誓词是事先背好的。入党宣誓是一件很庄重的事，可以使人终生不忘。”邓小平的说法得到了蔡畅的证实，两人曾一起追忆当年入团时的场景，均“记忆犹深”。虽已无法考证邓小平入团时的誓词是组织规定还是个人撰写，但宣誓环节的存在应是没有疑问的。那么，为何在旅欧少共一大上被否决的入团宣誓，会出现在邓小平的入团过程中？笔者推测，存在以下两种可能：一是入团宣誓在旅欧少共一大后的某次会议上被采纳，其时间点在1923年2月至6月间。当年2月，旅欧少共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改选执委会，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萧朴生五人当选执委会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假设以周恩来为首的执委会就入团宣誓加以表决，通过的可能性是有的。二是虽然团组织否决了宣誓的意见，但一些团员在实践中将其纳入发展团员的流程之中。邓小平在1926年1月所写的自传中提及，他的入团介绍人是汪泽楷、穆清和舒辉暲，此三人是其宣誓的直接相关者，其中汪泽楷不仅参加了旅欧少共一大，还是旅欧团组织执委会委员。由邓小平入团宣誓的事实反推，汪泽楷对周恩来提议宣誓并不持强烈反对意见，甚至有可能是赞成的。无论如何，作为旅欧团组织领导人之一，尹宽对于周恩来入团宣誓的建议，以及团组织入团宣誓的实践，理应有所了解。1923年冬，受中共旅欧组织派遣，尹宽等人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而在此前的1921年春至1922年6月，庄文恭也在该校。莫斯科东方大学是一所培养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东方各国干部的学校。1921年5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选派30余名青年团员到此学习，其中罗亦农、刘少奇、彭述之、萧劲光等人后来由团转党，并成立了中共旅莫支部。在新党员的入党过程中，中共旅莫支部是有入党仪式的。据萧劲光回忆：“那年（指1921年——引者注）冬天，刘少奇、彭述之、罗觉（即罗亦农——引者注）、卜士奇等先转党，遂后由他们几个党员和我们这些团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彭述之是支部书记，刘少奇、罗觉、卜士奇等都是早期支部的负责人。我们这些人是以后陆续转党的。弼时同志是一九二二年初转党的，我是一九二二年底转党的。团员转党时，要有两人介绍，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支部大会党团员都参加，通过党员时，党团员都举手。”可以看出，旅莫支部的入党仪式比较简单，只需举手表决，而且由于是团员转党员，团员也有表决权。值得注意的是，任弼时转党时正值庄文恭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期间，其作为团员，如无特殊情况，应当参加了仪式。另据郑超麟回忆，他于1924年春经罗亦农介绍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入党，“旅莫党支部开会，李大钊出席，举行了入党仪式：介绍人说了几句话，我表示了态度，没有任何宣誓，支部便讨论其他日程了”。郑超麟的入党仪式同样没有宣誓环节，但比此前规范不少，内容包括介绍人讲话、被介绍人表态等，这些在1925年的中共上海区委文件中都能见到。而且，郑超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入党时，尹宽已是中共旅莫支部的一员，想必也见证了前者的入党仪式。综上所述，尹宽与庄文恭在旅欧团组织、旅莫党组织中，或多或少接触并了解了入党仪式的相关内容。这大约是1925年中共上海区委文件入党誓词和仪式的知识来源。需要指出的是，庄文恭是原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领导人，但其在任期间，上海并未出台入党誓词和仪式的相关规定。再加上与尹宽相比，庄文恭留学时间较短，对入党仪式的了解不及尹宽，由此可以推断，上海版入党誓词直接来源于新任区委书记尹宽的可能性更大。前文曾提及，上海版入党誓词后来被中共各地组织普遍采用。这主要是因为中共上海区委的相关规定被中共中央所借鉴，上升到了中央层面。1925年8月31日，在中共上海区委相关文件下发两天后，中共中央下发《中央通告第五十三号——介绍新党员之变通办法，各团体中党团的组织与任务》，对新党员入党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调整：“本校第四次大会（指中共四大——引者注）所修正之章程第二条新生入学时，须有正式入学半年以上之同学二人介绍，当此本校极须发展之际，此条规定颇不便适用；兹拟暂行变通办法：新生入学时介绍二人中只须有一人是正式同学，且不限于入学半年以上者。惟新生入学时必须经过入学仪式，并立即编入某一支部。各地候补同学，凡在此次运动中能活动且诚实无过者，宜尽量缩短候补期，改为正式同学。”这是中共中央在文件中首次提及入党仪式，而且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关于入党仪式的规定即借鉴自上海区委的文件。首先，从文件内容看，二者相似性较高。中共中央文件对新党员入党的规定主要有三项：（1）降低入党介绍人的条件，两名入党介绍人只须一人是正式党员，且不限定入党年限；（2）新增了必须经过入党仪式的规定；（3）提出“能活动且诚实无过者”可缩短候补期。而这三项内容，都可以在中共上海区委的文件中找到类似表述：（1）删除此前对入党介绍人的附加要求，只规定“须有二人”；（2）规定入党仪式的具体内容，并附有誓词；（3）要求在工人群众中发展“诚实富于革命性的分子”。考虑到文件下发的先后顺序，中央文件参考上海区委文件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其次，从中央和地方的互动看，二者联系较为密切。根据中共中央相关规定，各地方需定期向中央汇报工作。1924年11月，鉴于一些地方组织“许久没有报告”，或者“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中共中央要求各地负责人“至少一星期应向中央作报告一次，报告一星期内所做工作”。在1925年2月的两份通告中，中共中央进一步要求“地方驻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每月至少应向中央作报告一次，报告所在地的政治概况及其对于所在地党的工作之观察和批评”，“地方书记每周向中央作报告一次，报告该地政治概况及党的工作概况；地方各部，每月至少须向中央各该部作详细报告一次，报告各该部工作情形”，并详细规定了11项需要汇报的内容，包括党员发展情况、党费缴纳情况等。这三份中共中央文件的署名均为陈独秀，可知其对地方工作十分关注。而且相较于其他地方，上海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自1921年7月中共正式成立至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迁往江西瑞金，绝大部分时间里，上海都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凭借这一“地利”优势，中共上海地方组织能够及时获得中共中央指导。一个突出表现是，上海地方组织召开的会议时常有中央执委会委员参加。以1923年7月为例，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共召开六次会议，其中三次有中央委员参加。当月9日的会议，与会者共八人，其中三人为中央委员。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有时也会出席上海地方组织的会议。根据笔者统计，1924年1月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共召开九次会议，陈独秀参加了两次，并在其中一次作主旨发言。1925年8月21日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区委的会议，陈独秀也亲自出席。可见中共中央与上海地方组织联系密切，及时获知后者相关文件内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再次，从个人关系方面看，陈独秀对尹宽是了解与信任的。尹宽与陈独秀是安徽同乡，两人的交往始于1924年8月尹宽从莫斯科回国以后。虽然相识时间不长，但尹宽很快获得陈独秀赏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陈独秀对留学归国人员非常重视。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很重视这些从外国回来的同志们的意见”。“他表示从国外回来的同志能增加中共的新血液，又可纠正国内同志那种受环境影响的散漫心理。”张国焘还以蔡和森为例，称其回国后，对中共中央所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有不同意见，认为该文件“并未将中国无产阶级和其先锋队的中共的作用完全表明出来”，于是陈独秀同意由中共二大草拟另一个宣言，补充前一份文件的不足。一个更为直观的例子是，1924年旅欧、旅苏中共党员大量回国后，中共中央执委会中具有留学背景的委员大幅增加。1923年6月中共三大后，中央执委会委员共有九人，包括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除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外，其余六人均无留学背景。而到了1925年1月中共四大，中央执委会委员的九人分别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除张国焘、项英、谭平山外，其余六人均有留学背景。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对留学归国党员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而尹宽作为其中一分子，借此在陈独秀心中获得较好的第一印象，显然并非难事。二是尹宽在山东之行中展现了出色的工作能力。1924年1月，因中共中央特派员吴容沧被捕，“在济南的同志几乎逃亡殆尽”，中共在山东的工作陷于停顿。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派尹宽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前往山东，对当地党团组织加以恢复和整顿。9月，尹宽来到山东，先后到青岛、济南、青州、博山等地巡视。每到一地，除了召集会议了解情况外，他还进行实地调查，介绍中共中央的最新政策，回答党团员们关心的问题，包括“苏俄新经济政策”“苏俄现状”等，并对各地工作中的缺点坦率地提出批评，“使一般同学很生感动”。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尹宽在会上报告了此次巡视的情况。据大会记录员郑超麟回忆，尹宽在山东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正因如此，同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尹宽担任新成立的中共山东地委书记，全面负责在山东的工作。这一事实说明，尹宽的工作能力得到了陈独秀的认可。基于以上两点，当192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希望上海地方组织在五卅后取得更快发展时，陈独秀想到了尹宽，并于8月将其调回上海，负责上海的工作。正如郑超麟在回忆尹宽时所言：“上海革命形势，五卅以后和五卅以前大不相同，党的工作也不相同。”“五卅后大家都看出非换一个有本事的人不能处理上海工作了。”“中央考虑结果，决定把尹宽从山东调到上海来。当时总书记陈独秀兼中央组织部长，最后的决定是他作出的。”“中央是根据山东工作的成绩作出这个决定的。”中共中央8月31日文件的署名为“中央总书记”，即陈独秀，而上海区委8月29日文件的署名之一为尹宽，两人此前可能已就发展党员中的入党誓词和仪式问题进行过交流，并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综上所述，从文本内容、中央地方互动和个人关系三个方面综合分析，1925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关于入党仪式的规定，应该借鉴自两日前下发的上海区委文件。不过，中共中央只规定要举行入党仪式，却未提及仪式步骤和誓词内容。在此情况下，中共上海区委文件中的相关规定就成为其他地区的重要参考，上海版入党誓词也被中共各地组织所广泛使用。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版入党誓词的传播过程中，毛泽东发挥了重要作用。现有资料表明，毛泽东最早接触该版入党誓词的时间是1926年。笔者在本文第一部分曾提到王首道入党时的誓词，他在参加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加入中共，而该届农讲所所长即毛泽东。担任所长期间，毛泽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团员。虽然没有材料可以证实，但从常理分析，毛泽东对王首道的入党情况应该是了解的，当然也包括他的入党誓词。毛泽东直接使用上海版入党誓词是在1927年。据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记载，当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湖南酃县（今炎陵县）水口村叶家祠主持了一场入党宣誓仪式，他带着六名新党员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六人中的赖毅后来回忆道，仪式开始后，首先由入党介绍人介绍新党员简历，接着毛泽东依次向六个新党员询问了一些问题，并详细解释了入党誓词的内容，最后大家跟着毛泽东举起右拳，宣读入党誓词。散会时，毛泽东还特别叮嘱各连党代表，以后也要如这般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此后，上海版入党誓词在红军中广为传播，一个明显例子是，许多红军将领在回忆入党经历时常常提及此誓词。杨得志于1928年入党，其记忆中的入党誓词是：“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李聚奎亦于同一年入党，虽已记不清入党誓词全文，但对其中“服从组织，保守秘密，遵守纪律，革命到底，永不叛党”的内容印象深刻。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上海版入党誓词跟随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足迹走向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在新党员入党时被基层党支部普遍采用，由此成为中共早期流传极广的一份入党誓词。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微信公众号。原文载《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