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陈少敏受河北省委的派遣，化名“老方”来到濮阳。面对一座座光秃秃的沙丘，一行行瑟瑟索索的枣树，风起沙飞，不见路在哪里，她感到孤独而陌生。再看看一家家颓垣断壁的农舍，一个个瘦若枯柴的农民，她不停地叹息着，胸口像压上了一块大石头，她反复思考着，中国的前途是什么？是革命。革命的力量在哪里？在群众之中。

陈少敏很快投入到紧张忙碌的工作中，她头扎一条油渍斑斑的毛巾，身穿一件又肥又大的夹袄，脚穿一双宽底齐头土布鞋，腿上绑着一条蓝布带子，完全一副农村妇女的打扮。经常肩上扛个行李卷，里面放上几样中草药和几本《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以行医、传教为名，走村串乡，穿宅过院，活动在濮阳、内黄、滑县、清丰一带。虽然餐风饮露，挨冻受饿，但她一直都很乐观，时常饶有风趣地说：“我像一棵野草的种子，任风吹，任水冲，任人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正如她所说的，陈少敏很快就在太平村扎了根。村里的贫穷兄弟姐妹们都视她为亲人，热情地称她为陈大姐。

陈少敏扎下根以后，就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发动和培养了十几名苦大仇深的妇女做骨干，随后，再通过这些骨干深入广泛地宣传妇女翻身求解放的重要性。她认为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贴近群众，为贫苦百姓当牛做马。她利用自己的特长和妇女们一起纺棉花、织布、做针线，帮助子女多、家务重的妇女带孩子、操持家务。在交往中宣传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鼓励大家组织起来，反对压迫、反对剥削，争取自由、争取解放。她还编了歌谣，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告诉大家：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纺花车，哼又哼，

雪花落在当院中，

大人没衣穿，小孩光吵冷，

都叫地主剥削穷。

穷人难，穷人难，

塌的窟窿大如天，

到麦天，要本钱，要利钱，

遇得穷人泪涟涟。帝国主义，国民党，

压迫穷人如豺狼，

咱们穷人团结起，

打倒这些狗豺狼。

这些歌谣很快在群众中流传开来，启发了贫苦农民，鼓舞了他们的革命斗志。

阳春三月，硝河两岸，麦苗青青，杨柳吐絮，春暖洒满人间。淘气的孩子们赤着脚，在硝河边上玩捉迷藏。正在硝河西岸大桥下召开秘密会议的陈少敏，还穿着她那件又肥又厚的破棉袄，她一会儿擦擦脸上的汗珠，一会儿扯扯衣襟扇扇风。陈大姐诙谐地说：“这件棉袄跟我久了，又当‘天’，又当‘地’，老舍不得离开它！”在坐的人都明白，陈大姐的衣服是春冬接不上茬啊！

王爱花、王秀兰、王宪荣几个在苦水里泡大的姐妹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自言自语地说：“大姐啊，您为了俺穷苦人过上好日子，没明没夜地奔波，连件替换的衣服都没有，咋不叫人心疼呢。”那时的沙区连年灾荒，不少农家缺吃少穿。王爱花她们回到家里，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了一件破布衫，又找了几块补丁，拆了拆，洗了洗，连夜缝补起来。第二天一大早，她们装着走娘家，把那件千补百衲的布衫，送给了陈少敏。

陈少敏接过布衫，热泪夺眶而出，望着那几位衣衫褴褛的姐妹，感动地说：“濮阳，多么好的地方，多么好的人民。”从此，陈少敏穿着那件布衫，奔波在群众当中，她的心和群众贴得更紧了。

一天拂晓，王秀兰的儿子庆丰跟着陈少敏由马集回化村，走到一座土窑附近，迎面走来一群老百姓，看那紧张的样子好像出了什么事。他们心里正犯疑，一位热心的老人停下来，气喘吁吁地说：“别回化村了，村里‘丘八’（指国民党的兵）又抓人了！”陈少敏急忙停住了脚步，机灵的小庆丰眼珠儿一转，随口说：“家里奶奶生病了，我请姑姑去看病。”说着也停下了脚步。那些逃难的百姓只顾赶路，对这姑侄二人也没有介意。

陈少敏看人走远了，趁机躲到了土窑里。庆丰背起竹篓在土窑周围拔起草来。他一面拔草，一面留心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丘八”们在村子里折腾了大半天，日头偏西时才悻悻地离开。

庆丰回村探听消息，奶奶告诉他，要防“回马枪”，要陈少敏暂不回村。庆丰点了点头，转身就往外走。奶奶叫住他，低声说：“给大姐捎两个窝窝头。”庆丰把窝窝头小心翼翼地揣到怀里向土窑走去。

陈少敏一天没有吃饭，肚子饿得咕咕叫，一见窝窝头，便大口吃起来。还没咽下肚，却又犯起了疑虑，庆丰家穷得锅底朝天，老奶奶又生着重病，一家人糠菜糊口，从来没吃上过干粮，这两个窝窝头是咋来的呢？想到这里，陈大姐再也吃不下去了，便装到口袋里带回家去问个究竟。

等到夜深人静，陈少敏回到家里一问才知道，庆丰的奶奶病重，庆丰爹问她想吃什么。老人家含着心酸的泪水说：“什么也不想了，就想吃个窝窝头”。庆丰爹东筹西借，弄来了二升红高粱，做成几个窝窝头。老人家想吃又不舍得吃，一听说陈少敏在土窑里饿了一天，毫不犹豫地叫庆丰捎去两个。

陈少敏手里托着两个窝窝头，看着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就像自己老母亲，栖身的茅草屋就是自己的家，什么苦累、危险，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

1934年寒冬腊月，北风卷着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天气又干又冷，贫困人家灶窝里没个火星，面干米尽，锅底朝天。眼看年关就要到了，咋过呢？不少人脸上蒙上了一层愁云。

陈少敏深知群众的艰苦，她找到濮阳县委的张增敬，分析了一下形势，商量出了一个办法，决定发动群众，组织“好人会，”向地主借粮。

消息一传开，立刻民心沸腾，穷人们积极响应，没几天，“好人会”发展了三百多名会员。一天早饭后，风停沙落，太阳时隐时现，一向萧条冷落的王告村沸腾了。一支三百多人的借粮队伍，挎着篮子，扛着口袋，端着盘子，提着罐子，挑着水桶，喊着口号：腊月天，下大雪，扛着钱褡找他爹。地主老财似豺狼，吃的穷人肉，喝的穷人血。穷兄弟们团结起，要找他们把理说。

这一来，可把那些地主老财吓坏了。王告村的连老财主一面托人找“好人会”的会长说情，一面点头哈腰地迎接借粮队员。张增敬一马当先，手持“好人会”的公函，大声地宣读:羊吃山上草，鱼吞水中花，穷人不得志，来找富人家。连老财主头淌汗珠，眼冒金花，战战兢兢地说：“好说，好说，一定照办。”随即打开粮仓，每人借给二三十斤粮食。这下子让穷苦百姓过了个“富裕”年。

利用宗教愚弄人民，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手段之一。20世纪30年代的濮阳大地也同全国各地一样，一些帝国主义侵略者到处修教堂，招信徒，做礼拜。所谓的“神甫”、“主教”，与反动官府、地主士绅勾结在一起欺压百姓。千口的教堂就是一例，不光强占赵家祠堂的大铁钟，还经常无事生非，残害无辜百姓。

一天，清丰县铁匠杨玉子在千口打铁，在与群众聊天中，无意中讲出清丰县一位“大姑”与地方恶棍私通、仗势欺人的不轨丑闻。不几天这件事传遍了三乡五村。后来，不知怎的传到了千口教堂大主教耳朵里。这位披着宗教外衣专干坏事的家伙，恼羞成怒，于是，捏造罪名，命爪牙将杨铁匠绳捆索绑抓进教堂，不由分说严刑拷打，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

广大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上。陈少敏更是心急如焚。她暗下决心：共产党是为百姓办事的，一定要为受苦人出这口气！于是，她深入群众，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迷信愚弄欺压人民的险恶用心和野蛮行径。她巧妙地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也打起“行善”、“修身”的旗号，组织“叩头会”。陈少敏是广大贫苦百姓的贴心人，很有号召力，不光在千口一呼百应，就连周围的化村、井店、王告等村的穷苦人也纷纷报名参加。“叩头会”一下子发展了好几千人。

1935年正月十五元宵节，群众大规模地组织集会，上千名“叩头会”会员潮水般地涌进教堂，拉出大主教进行说理斗争。大主教见这么多群众情绪激昂，立刻吓得慌了手脚，哆嗦着说：“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赔偿了医药费，严惩了打人凶手后，大主教还把以前强占去的大铁钟送回了赵家祠堂。

斗争的胜利对大家鼓舞很大，大伙儿集结成游行队伍，敲锣打鼓，呼喊口号，在街头奔走，都觉得过了一个痛快的元宵节。

1935年冬，河北省委指示，要在大名、磁县、濮阳一带创建一个红军师，配合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积极开展平原地区游击战争。直南特委提出了“发展武装，保卫沙区，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通过几年的斗争实践，陈少敏深深体会到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她和濮阳县委领导分析形势后认为，思想发动，说理斗争，分粮吃大户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建立人民武装的条件已经成熟，机不可失。于是，她女扮男装，深入群众，积极发动和组织青壮年参加武装队伍，拿起枪来，开展斗争。插上招军旗，自有吃粮人，不几天的功夫，就建起了一支初具规模的人民武装，名为“红军师”。红军师成立当日，召开了庆祝大会，颁布了宗旨和军纪，任命了相关负责人。队伍有了，枪怎么办？陈少敏很快制定出一个夺枪计划。

一天夜里，伸手不见五指。红军师开始行动，兵分三路，一路攻坚，一路打援，一路警卫。从马集出发后，跨过硝河坡，穿过芦苇荡，直奔太平村民团局。

民团局驻在一家地主的四合大院里，门坚墙高，戒备森严，他们自以为固若金汤，没想到神兵天降。岗哨还没来得及发问口令，就乖乖做了俘虏。其他的大小头目们，有的喝得烂醉，有的打牌困得要死，没有抵抗，就毫不费劲地被端了老窝。临走时，张增敬在大街上高声喊话：乡亲们，张增敬带红军来了，我们以后要挺直腰杆活着。这次夺枪，旗开得胜，红军师声威大震，队伍很快发展到上千人，有长枪30支，手枪3支，撅把枪100支，还建立一处造枪所。后来，这支武装编入了八路军。

陈少敏的活动，点燃了濮阳地区的革命烈火，也引起了敌人的震惊和憎恨。国民党濮阳县当局更是如临大敌，四处悬赏通缉，捉拿共产党大脚“老方”。群众都在为陈少敏的安全担忧，年过花甲的赵妈妈拖着两只病腿，步行四五十里路，专程到濮阳城里打听动静，回去后安慰大姐说：“敌人是瞎子有眼看不见，是聋子有耳听不着，他们不会找到你的。”

话虽这样说，可还是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陈少敏就暂时停止工作，躲在一家后院草屋里，吃饭、喝水全由人送，一连十多天没有出门。一天风和日丽，她走到院里晒太阳，正巧被地主赵绍福的老婆看见。这个腿快舌长的泼妇，立刻到处宣扬，谁谁家里窝着“肉票”。大家一看消息败露，急忙把陈少敏转移到马集村王秀花家。

在王秀花家里又住了几天，陈少敏有些待不住了。她一天也不愿离开群众，一刻也不想丢下工作。1936年6月21日，陈少敏离开王秀花家，到邵村找王从吾研究工作，没想到叛徒告密，行踪败露。濮阳县县长丁树本指示民团局调重兵包围邵村。天刚拂晓，几百名荷枪实弹的团丁，将正在开会的濮阳县委一班人团团包围。张增敬等十多名同志被捕。陈少敏被掩护越墙脱险。

陈少敏离开后，一直下落不明。贫苦的兄弟姐妹们一个个忧心如焚，就连平时出门就迷路、见人就低头的王宪荣也坐不住了。她打扮成一个讨饭的农妇，提只破篮子，拿根打狗棍，走乡串村，边沿街乞讨，边打听大姐的音讯。每遇到一个病妇，她就问请医生看病了没有，请的是男医生还是女医生。每见到一位教徒，就问谁教你读圣经，谁是主教。倘若地里有座新坟，她就到村里去寻根查底，问谁家死的人，啥时候死的，是男还是女……跑遍了几十个村子，花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还是打听不到陈少敏的音讯。

后来，陈少敏成了我党的高级干部，当选为“八大”中央委员，每当提起王宪荣寻找她的事情，总是满怀深情地说：“濮阳是块好地方，濮阳人民与共产党结下的感情深似大海，重如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