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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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国歌，她诞生于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时期，原名《义勇军进行曲》。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精神的乐曲，为什么独选《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抗日战争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斗争史上最辉煌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改写了中国近代以来因外敌入侵而屡屡战败被迫割地赔款和出让国家主权的屈辱历史，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而抗战文化，作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不可或缺的“软实力”，对全民族坚持持久抗战，并最终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起了重要的推动、鼓舞和激励作用，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抗战文化起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局部抗战兴起，历经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发展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由此可见，抗战文化首先源于民族危亡意识的中华民族传统爱国主义价值观，其次源于中国抗战军事斗争的现实需要，其目的就是抗日图存，救亡复兴。

抗战文化的本质内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决定基因

人类战争史表明，战争的胜负不但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及战争性质等诸条件，同时也取决于这个国家民族的意志和精神，以及战争指导能动性（智慧）的优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战胜一个法西斯强国的战争。它既是中日两国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也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在意志、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一场软实力的较量。因此，“抗战精神”应该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与升华，它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发挥了强大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撑作用。

“千万头颅共一心，岂敢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这是中国守军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孤军固守桂林城，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时写下的一首绝命诗。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历来崇尚正义，热爱和平，不畏强暴，勇于反抗外来侵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把中华民族逼到濒临亡国的危难地步，却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国民党、共产党摒弃前嫌、第二次国共合作，给所有党派、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起了模范引领作用。在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较以前任何时代都表现得更强烈、更广泛、更持久、更具战斗性，它使各阶级、阶层、政党、地方实力派和不同军事集团的利益在抗日问题上找到了契合点，使爱国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实现了高度统一。抗战文化的本质是爱国须抗日，抗日即爱国。

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的壮阔而曲折艰难的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75年了，但先辈们奋勇杀敌的那份震撼、那份信仰、那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依然令人荡气回肠！

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20世纪30至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这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民众动员程度如此广泛，群众发动规模如此浩大，战斗意志如此顽强，抗击时间如此漫长。抗日战争的胜利表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蕴藏着民族的巨大凝聚力，这不仅是抵御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伟大精神力量，也是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永恒动力，值得中华儿女世世代代继承和发扬。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如果说，近代百年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每一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的斗争，都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准备了量的积累，而抗日战争则使中华民族的觉醒产生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团结觉醒、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的胜利。

抗战文化的理论支撑——实行全民族抗战、持久战战略方针和游击战及其一系列作战原则的先进军事理论，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

20世纪末，西方一个著名学术机构评选出影响人类历史的十大军事名著，中国占有其中两部，一部是《孙子兵法》，一部就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世界各国的军事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孙子兵法》是人类冷兵器时代军事学术的最高成就，历来被认为“兵学圣典”， 而《论持久战》则是热兵器时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弱国战胜强国的具有指南针意义的代表性军事著作。《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在延安城西南的凤凰山脚下的土窑洞里写成的，何以跻身于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之列而享誉全球？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来寻找答案。

全国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就确立“持久消耗战略”，提出“以空间换时间”，其主体思路是正确的，但它实行单纯依赖政府和军队的力量，而不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实行内线固守、分兵把口的作战方针，并把全国抗战分为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或称两个时期。战争指导的失误，导致由此带来巨大伤亡损失。

历史表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政党，在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可以发挥扭转乾坤的历史作用。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不是执政党，却成为凝聚人民力量的有力号召者和坚强组织者。中国共产党首先倡导并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全民族抗战，成为坚持持久抗战的中坚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持久战的总方针，抗战必经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阶段理论及其一整套作战原则，并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地位，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成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有效作战模式。《论持久战》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从而大大增强了中国军民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信心、骨气和底气。无论形势多么复杂、战争多么残酷、条件多么艰苦，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认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实行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大敌后战场，建立面积达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的19块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密切战略合作，创造了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共同夹击日军的战略格局。

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说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对于弱国战胜强国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关于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争的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然被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许多亚、非、拉弱小国家和民族广为运用，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研究战略理论的著名学者伊藤宪一把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归纳为“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理论”。原日军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撰文说：“世界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他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

抗战文化的形态媒介——政治宣传、思想教育、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新闻出版、影视作品等与军事战争相结合，成为鼓舞中国军民团结御侮、共赴国难、浴血奋战的强大动力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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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大合唱》是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作曲，诗人光未然作词的歌曲，创作于民族危亡时刻在华人世界流传了80多年，它的每个音符已经成为凝聚中国人情感与灵魂的载体。曾指挥《黄河大合唱》近千场的指挥家严良堃说：“每次听到这首曲子，就会回忆战争年代的日子，不禁痛恨日本侵略者，而随着岁月的累积，这首曲子已成为中国音乐的经典之作。”再如歌曲《八路军进行曲》《抗战到底》《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等，唱响大江南北；抗战之初上演的话剧《保卫卢沟桥》《八百壮士》等，风靡一时，鼓舞和激励千百万人走上抗日前线，奋勇杀敌，保家卫国。

七七事变后，中国文化界的抗日统一战线迅速组织起来，仅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就组织40多个救亡团体3000多人的宣传队，奔赴抗日前线慰问演出，被誉为“文化战斗的游击队”。南京沦陷后，全国的救亡团体、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名流、大批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云集武汉。当时，国民党抗战比较积极，在文化领域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下设动员群众、艺术宣传、对敌宣传3个处，成为中国共产党扩大文化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各种抗日救亡和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创办出版，如上海《救亡日报》 《烽火》、长沙《抗战日报》、武汉《全民抗战》、广州《抗战戏剧》《文艺阵地》、成都《金箭》等。中共创办的《新华日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等报刊，成为中国抗战文化的导向标。

随着抗战文化的兴起，一大批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涌现。如《保卫卢沟桥》 《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台儿庄》等剧目，《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等歌曲，《卢沟桥演义》等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卢沟桥事变》《八百壮士》等影片，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等，特别是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凝聚全民族抗战之力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粮。

总之，抗战文化的方方面面、各个层次，都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宣传和推动抗战，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一条重要战线。

延安是当时中国抗战文化的中心，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或组织的文艺团体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人才辈出，优秀作品涌现。比如诗歌像田间的《给战斗者》、艾青的《向太阳》等，戏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最为激动人心，歌声悲奋激扬，激发人们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

同时，延安成立抗日问题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克劳什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文化协会等30多个学术团体，发行《红色中华》《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报刊30多种，不但出版马、恩、列、斯著作50多种，还出版了大量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如《大众哲学》《中国通史简编》《孙子兵法》《战争论》《总体战》等名著。

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民族化，还表现在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进行抗日宣传，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意识，如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军民利用过春节时写对联和贴年画宣传抗战，就是敌后军民文化的真实写照。当时的对联有“群策群力抗战到底，一心一意争取胜利”“春耕夏耘努力生产克服经济困难，秋收冬藏屯积公粮增加抗战力量”等。过去每家门上贴的《麒麟送子》《老鼠娶妻》一类的年画，已被《抬伤兵送茶饭》《妻子送郎上战场》一类的年画所代替。春节文化是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和折射。

敌后抗战文化的各类艺术作品，实际上就是八路军广大指战员战斗行动或创建抗日根据地斗争的艺术反映和折射。其表现形式和风格以北方陕、晋、冀、鲁、豫诸省特征为主。如人们所熟悉的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 《李有才板话》、刘白羽的《八路军七将领》《五台山下》、邵子南的《地雷阵》、马烽的《吕梁英雄传》、柯仲平的《血泪仇》秦腔剧本、孙犁的《荷花淀》等，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今仍是红色经典。

敌后抗战文化紧紧围绕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来展开，它既是团结、教育和鼓舞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精神食粮，又是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争取抗战胜利的有力武器。比如，八路军的文艺宣传作用非常突出，如著名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1937年10月奔赴山西抗日前线，随八路军总部行动，在6个多月里，行程3000余里，途经16个县（市）、60多个村庄，演出100多场，在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11月，“西战团”再次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边区开展文化宣传活动一直至1944年4月。先后创作60多部剧本，创作和改编民歌400余首，并组织演唱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

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活跃着各种抗日文艺团体，既有从延安来的八路军总部的鲁迅艺术学院，也有第一二九师的先锋剧团，还有晋察冀边区行署下属的太行剧团。各军分区、各县都有剧团，各村则有秧歌队等。晋察冀军区的每一个军分区都有一个剧社。抗日文艺团体紧跟当时的形势任务来创作排练文艺节目，《八路军军歌》就是这个时期创作的。

此外，八路军各文艺团体以战斗前线作舞台，部队打到哪里，行军走到哪里，军旅文化就开展到哪里。他们既是演员，又是战斗员，经常配合部队打扫战场、看押俘虏、护理伤员等。

敌后抗战文化以其独特的吸引力，鼓舞、感召抗日军民，直接服务于抗战，成为争取友军、团结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瓦解敌军的重要软实力。1938年初，八路军烽火剧团奉命在陕北慰问从抗日前线撤回休整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官兵，为了鼓舞友军的抗日之举，剧团当天就赶编了赞扬赵寿山将军的活报剧，在舞台上高悬大字横幅“慰问赵寿山将军及全体官兵联欢晚会”。他们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 《打回老家去》等剧目，反映了日军侵占东北、百姓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极大地激发了官兵的抗日豪情。之后，赵寿山还请八路军烽火剧团输送一些文艺人才帮他们成立剧团以宣传抗日，鼓舞士气。东北军将领看完八路军烽火剧团的演出后感慨地说：“你们的一场戏比几次政治课还管用，真是受教育啊！”

晋察冀军区开展瓦解敌军工作，注重开办日语训练班，制发各种宣传品、标语、口号等，特别是利用经过教育的俘虏在战场上向敌人喊话，收效显著，仅1939年五六月大小龙华战斗，就生俘日军官兵14人，半数以上为自动缴枪投降过来的。在八路军俘虏政策的感召下，第一个日军俘虏前田光繁很快变成第一个“日本八路”，并于1939年11月7日发起组成日本人反战组织“觉醒联盟”。1942年8月，华北各地的“觉醒联盟”统一改称为“反战同盟”。据1944年统计，“反战同盟”支部有13个，成员达223人。侵华日军视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实为皇军之大患”。

综上所述，抗战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对于动员、鼓舞全民族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义勇军进行曲》 《黄河大合唱》《论持久战》等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经典之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抗战文化亦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一个杰出符号。（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原载：《党史文汇》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