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战略要地徐州之后,继续沿陇海路西犯,准备进攻中原,夺取武汉。6月9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炸开了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西犯。结果不但未能阻止日军进攻,反而使滔滔黄河水将豫皖苏数百万人民置于史无前例的黄泛灾害之中。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的支持下,国民党当局决定堵塞花园口决堤口,让黄河水回归故道。这一决定,表面上是为了解除豫皖苏人民的灾害,而实质是“以水代兵”,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
黄河改道后,黄河两岸大堤长期失修,加上日本侵略战争的破坏,已损失1/3以上。因黄河故道8年无水,河床被垦作农田,新建有1400个村庄,大约有40万农民在这里耕作生息。不修堤浚河,抢修险工,不迁移河床居民,只是要堵口归故,是想使解放区成为泽国,制造第二个“黄泛区”。更为险恶的是,国民党当局冠冕堂皇地打着拯救黄泛区人民的幌子提出黄河归故,实际目的是以中国共产党提出归故条件为借口,把黄泛区人民对黄灾的怨愤转嫁到共产党身上。国民党当局在单方决定引黄归故后,于1946年2月,在国民党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3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事先未与解放区洽商的情况下,于花园口破土动工,正式进行堵口工程。
在这一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考虑到黄泛区人民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以大局为重,同意黄河归故。同时严正指出,必须停止在下游未完成复堤加固前即堵口的行动,反对国民党当局制造新的黄泛区。党中央提出的斗争方针是:争取时间,推迟堵口,同时在政治上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阴谋,在经济上要求联总和国民党政府承担复堤工款和河床居民搬迁救济款。
濮阳地区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根据上级的指示,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一面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一面加紧做好复堤的准备工作。1946年2月22日,冀鲁豫区成立了以王化云为主任的黄河水利委员会。3月中旬,濮阳、昆吾、濮县、范县、寿张等县都成立了黄河修防段,并组建工程队,分赴故道沿岸进行勘察测量和整修险堤。
国民党当局迫于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由国民党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局长赵守钰等前往新乡,会唔了正在此地巡视的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商谈黄河堵口复堤问题,并决定各方派出代表就黄河归故的有关事宜进行谈判。经过谈判和斗争,1946年4月7日签订了《开封协议》,确定“花园口堵口的日期须俟全勘下游情形及复堤工程大小而定。”15日又签订了《菏泽协议》,进一步明确了先行复堤浚河,裁弯取直,整理险工,迁移河床居民,然后再行堵口。但国民党当局和联总,一手在协议上签字,一手仍在花园口抛石堵口,同时不付给下游修堤的工款、粮款。
5月1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参与和斡旋下,又由于解放区人民的坚决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又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在两个协议的基础上,签订了《南京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复堤工程所需一切器材、工粮、工款由联总、行总(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水委会尽快提供;迁移黄河故道居民的救济等迅速核定办理;抛石堵口要视下游复堤工程情况,由双方协商进行,以不使下游发生水灾为原则。为了执行《南京协议》,按照冀鲁豫行署的统一部署,濮阳、范县、寿张等县动员大批民工,开始了复堤自救斗争。虽然时值麦收大忙季节,广大群众放下自己的农活,自带食粮,迅速参加复堤施工。
由于工粮工款没有拔下,饮食困难,加之劳累过度,日曝夜露,许多民工病倒在工地,但只要能坚持他们仍然不肯离开工地。寿张、濮县等县在青壮年上河复堤走后,老弱妇童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既使生产少受损失,又使上河民工解除了后顾之忧。濮阳地区于7月上旬基本完成第一期工程,河岸大堤得到初步恢复。
然而,国民党当局《南京协议》根本没打算执行。《南京协议》签订后,他们继续加紧堵口,意在配合其发动全面内战。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边区政府的强烈呼吁下,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联总三方代表于7月中旬在上海举行谈判,22日达成《上海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堵口须在本年9月中旬开始,11月前筹赈济款150亿元(法币)交解放区使用,中共方面派伍云甫为驻行总代表等。此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及联总代表分别在张秋、邯郸举行了会谈。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共产党和沿黄广大人民在黄河归故问题上赢得了舆论的支持。
《上海协议》墨迹未干,国民党便于1946年8月向冀鲁豫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迫使解放区复堤工程全部停顿。12月27日,国民党当局以合龙工程技术需要为借口,将部分黄河水归入故道。此后,蒋军不断派飞机轰炸黄河北岸堤坝,炸毁了范县、寿张、张秋、东阿等堤段。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当局在黄河堤坝有120余里未修复、37处险工未完成的情况下,下令花园口堵口工程合龙,将黄河水全部归入故道。据不完全统计,仅冀鲁豫解放区的濮阳、濮县、范县等10县滩区,被淹村庄达237个,淹没耕地27万余亩,受灾群众陷入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
为图自救,自3月15日后,濮阳、昆吾、范县、濮县、寿张等县紧急动员数万名民工,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对部分河堤险工进行抢修。3月21日,冀鲁豫行署发布训令,要求把治黄作为沿河地区的中心工作。5月3日,行署发出布告,进一步号召全区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修堤自救。濮阳地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立即动员组织全区人民,于5月15日再次掀起了复堤热潮。在抢修过程中,各县区民工之间开展了劳动竞赛,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濮阳县民工4天完成了10天的工程量。预定每人每天做土工2方,各县大多数民工实际做到4方以上。昆吾、寿张县动员妇女给堤工做饭,3000名妇女还与男子一样并肩修堤。昆吾县文庄村女农会主任龙凤英被誉为推土英雄。各县还掀起了轰轰烈烈献石、献粮(省粮)、献料运动。其中昆吾县省粮10万斤,受到行署的表扬。
1947年7月23日,包括濮阳地区在内的冀鲁豫边区人民胜利完成西起长垣、濮阳,东至齐禹县长达600余里的北岸临黄大堤的修复任务。普遍加高2米,加厚3米,并整修了险工。洪水到来时,解放区的黄河大堤安然无恙,经受住了考验,粉碎了蒋介石“以水代兵”的政治阴谋。
【摘自《中国共产党濮阳市历史》(第一卷)】